在中学教育阶段，那些成功的私立学校的教育方式和公立学校没有多大差别，私立学校往往用高薪从公立学校挖走优秀教师，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用更强化的方式培养出高考成绩更高的学生，其成功的标准仍然是用高考衡量的，或者是以留学预备学校自居。

我们还可以从宪法上的受教育权角度来理解。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有些有条件的省、市、县已经开始把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范围从初中扩展到高中，就此而言，是不是从小学往前延伸到学前更符合最大多数家庭的基本教育需要？最近，日本政府计划推行学前教育义务化，将托儿所、幼儿园全部纳入义务教育范围。这也是当下的中国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公共政策导向问题，影响人们这方面思考的最主要因素在于，我们从出生起就处于过度商品化的社会之中，教育目标也更多着眼于把每一个受教育者培养成合格的劳动力。

市场化思维更重视人的经济性，更重视人的劳动力属性，往往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人的社会性。如果任由市场机制、商品交换逻辑越出经济生活，去支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我们每个人就都陷入了一种“市场社会”，一切就都变成了可以买卖交换的市场要素。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究竟是公共物品还是市场资源，如果承认这些领域的市场化，那么不公平、不平等、不安全在短期内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在教育领域中市场所配置的资源往往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还包括公共资源，所以不可能用纯粹的市场逻辑来思考教育问题。

我们还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培养。在当今中国，在市场化思维支配下，每个家庭日常感受、体察和经历到的教育竞争已经白热化，“起跑线”不断往前划，大多数幼儿的学前教育被市场培训机构支配，公立学校则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予以配合，这意味着大多数家长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金钱送孩子去上私立学校、去接受各种课外培训班，去参与各种不断提前的自主招生考试。

我认为在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基本教育需要的前提下，公共教育服务和个性化培养并不冲突。在市场化逻辑下，财富越多，起跑线越提前，这样做的公平性何在？这就需要区分哪些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基本教育需要，哪些是少数家庭的个性化教育要求。不同阶层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同，政策导向应该服务于多数人的需要，否则就会让整个社会充斥各种特殊性，让人们对制度的公平性产生强烈质疑。为了避免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在市场机制下不断收窄，我们需要反思公共政策的理念和方向，这和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直接相关，不同阶层的人们尤其是在社会中处于优势的群体应该共同推动社会政策的公平性的提升。

另外，从国家与每个人的关系上看，教育还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即塑造合格的公民，让其在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之前接受基本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和伦理规范的教育，尤其是接受关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后者恰恰是私立教育体系没有义务提供也常常强烈排斥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对国家和社会更好？如果将教育完全交由市场化，就等于放弃了非常重要的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而这恰恰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重要的政治功能。

（治理校园欺凌、校园虐童是个体系工程 （图片来源：http://www.xbkfw.cn/article_43957_1.html）

为什么应该提高公共政策的供给能力

目前教育有严重的市场化导向，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逐利，因此舆论往往鼓吹私立教育个性化、特色化的优势，却容易让人们忽略最基本的教育需要，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舆论导向和实际需求之间的偏差？如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政策制定过程中难免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如果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特殊利益群体既有表达意愿，又有表达能力和渠道，他们就会垄断话语权，少数的声音就会更大。然而，大多数人可能有表达意愿但没有表达能力或者表达渠道，多数的声音反而更小。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的公共性更显可贵，这对决策者的自主性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社会阶层分析准确判断和识别什么是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什么是少数人的特殊要求。其实，有效识别并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在已经被商品化、市场化主导的社会浪潮中逆流而动，延缓、阻止并逆转过度市场化的趋势。这需要决策者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保持高度自主性，担负起公共部门应该担负的责任。

在高度重视帮扶城乡最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中等、中高、中低收入人群切身感受到的教育、住房、医疗、养老问题，事实上这些也是当下全体人民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在这四大公共议题中，医疗问题虽然随时都会发生，各国医疗开支主要用在退休人群中，年龄越大，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大，耗费的公共医疗资源越多。

相比之下，教育和住房是普遍问题，每个家庭从子女出生起就开始接触教育问题，每个成年人在即将就业之际就要考虑住房问题，成家结婚生儿育女都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这可以是目前最需要着力解决的全体人民普遍关心的两大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定义何为美好生活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当下支撑和运行社会生活的现实原则和逻辑是什么，需要明确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需要充分重视社会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政治性，在这些涉及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最重要领域提高政策供给能力。

简言之，当下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政策失灵”引发“政治失灵”，进而引发民心基础流失的风险，高度警惕政治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弱化现象，在涉及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教育、住房、医疗、养老领域提高政策供给能力，开创一个让全体中国人民满怀希望的“公共政策新时代”。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