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角度来看，传统泛民——也就是曾经坚持“民主回归”的一派，多数是民主党员——如果改变立场支持政改，就等于宣布放弃反共立场，向建制靠拢。民主党作为香港政治“老招牌”，门生遍布各界，包括好些政府官员和NGO领导人，它的政治前途仍是“光明”的：立法会议席照旧，2017年之后最少还有5次行政长官普选，它有资格派出爱国候选人，其它建制方面的便利也不用细说。简单地说，就是稍有不同的民建联或者新民党罢了。

尽管传统泛民可以继续生存，但目前手握选票的议员却未必获益。从“占中”一事来看，不排除有些人希望有生之年当选特首，自己做不到，你也别想，鱼死网破。有些人打拼政圈一辈子，图的就是名份，叫他/她怎能丢脸？当然也有可能恰恰由于打拼一辈子，心情放得开，追求身后之名。反过来，有些泛民议员在别的方面事业有成才加入政圈，进退有据，他们既可能理性一些，没有脸面的负担，也可能固执一些，不必作生存的考虑。反正每个人的情况只能具体分析，无法一一探究。

人性触摸不定，没有理性可言，抉择难以猜测。这就是目前最有趣的地方。

现在泛民宣布，将与政府打“宣传战”，争取过半民意否决政改。有些评论认为这是泛民在找台阶下，因为此前不少民调都已表明民众希望落实普选，以后再改进，只要这次的民调结果一样，那些早已暗自盘算如何转身的泛民议员自然就能以此为理由。但我以为，要是希望转身，在“占中”的时候早就可以，当时民怨四起，暴力事件接二连三，正是转身的机会，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最近，公民党的汤家骅宣布要成立“中间民主派”，反映泛民内部缺乏预案，更无转身计划，似乎是要对抗到底，使他不得不另辟门径。汤家骅被公认为必然转身的议员之一，但他近日声明一定投反对票，这说明个人抉择无可猜测。

总而言之，如果泛民内部没有转身的准备，那么一旦个别泛民议员改变立场使政改通过，泛民政团必然失去目标，陷入严重的价值和信念危机，而领导人的威信也将荡然无存。届时，它们就难以顺利并入爱国阵营，若自成一派，势必将要面临分裂、接收，甚至从此消声匿迹。

说起民意，现在建制文宣都说泛民议员罔顾市民利益，只顾个人的政治表态和执着，不负责任云云。我以为应该更加深入理解：议员固然不是投票机器，他们应该互相探讨，追求共识，但反过来说，他们只是部分选民选出来的，只代表部分民意，向部分选民负责，而非整个社会；如果他们认为无法达成共识而按照自己选民的意愿坚决反对，那么也是符合代议制度的，这是制度的局限。政改方案的困难，与其说是部分议员的阻挠，不如说是议会制度的必然；就算没有政改，早晚也会发生这样的争议。

这也提醒我们，政改方案的表决结果不是建制派的功绩或者泛民的责任，它是整个香港共同负责、一起表决的事，今日之事，整个社会都得检讨。民主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意味多数须为少数承担。

这场民意宣传战，对香港来说已经了无新意可言，所有话语已经复述一遍又一遍。有些细节，香港人可能习以为常，但内地读者可能觉得相当惊讶。

建制派话语常说“袋住先”，也就是“先接受下来再说”。言下之意就是现在不太好，但先落实了，以后再改。很多评论直截了当这样解释。

为什么建制派认为现在还不好呢？在《基本法》现行条文和“二十三条”付之阙如的前提下，人大框架除了保护国家安全，没有其他限制；正如上面提到的，民主关键在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而人大框架留下很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可以产生政治光谱多元化的候选人。如果这样还不够好，还能怎样改进呢？如果没有“二十三条”立法，却容许低票成为候选人，几乎等于允许港独人物竞选。难不成这是以后“改善”的目标？

如果说政改方案确实没有重大改进，只是建制派和政府欠缺改革的力度；“四大界别”不碰不说，放任使用“袋住先”的说法，却似乎有意无意地迎合部分民众把问题推向中央的思维。

更有甚者，很多“中间派”表示支持政改，因为只有普选才可以阻止“港共”梁振英连任，阻绝“中国干预香港自治”。比如民主党的黄成智表态支持政改：因为如果没有政改，就是同样的特首、同样的中央干预，香港就没有希望云云。这种言论不少，建制派对它们只有默许，甚至推波助澜。

大家可以想象到，普选主题已非殖民岁月过后的当家作主，而是隔绝内地、对抗中央的手段。无论是建制派也好，泛民也好，主题都是尽量减少“内地干预”，只是一个承认“客观限制”，一个异想天开而已。

我在上一篇文章之中提到，建制为了“收编”泛民，接收其基本盘，只会更加亲近他们的立场，现在政府果然继“一周一行”之后，再次复述本土派的话语。同时我也预料，往日建制和泛民的对立瓦解之后，社会深层矛盾将会从“真普选”的面纱之下浮现，今日建制派拒绝改变“四大界别”的构成，传统泛民也不争取，使我更加相信这个预测。

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选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更突出的意义在于终结——旧的政治秩序于此划上句号，新的矛盾将会主导政治走向，重新划分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