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就是香港“后占中”时代的先兆。对内地而言，这60多年来的社会气氛都是前瞻的，中国人对未来信心满满，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对香港来说则相反，往日的繁荣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封闭之上，而今内地高速发展，香港失去特殊性，总体社会气氛是退缩的。无论蓝丝带、黄丝带，都把“回复往日光辉岁月”视作目标，他们的分别，只是信不信任特区政府而已。他们的愿望必定落空，在“一国两制”余下的一代人时间之中，香港的发展方向只能跟以往完全不一样，而香港、内地此消彼长的大势亦不可逆转。以此推论，下一代的失望情绪将继续蔓延，极端行为可能增加。

然而，并非所有上街闹事的人都是极端者。我也曾在旺角“鸠乌”现场，当时整一条街堵满了人，约一千左右，都在喊黑警，喊鸠乌，但我感受不到很强烈、激动、慑人的情绪，吶喊的语气跟时代广场倒数相差不大，甚至有人喊完之后，大叫“玩完啦，散场！”

我个人一直认为，相当部分的参与者就是为了玩，至于为什么可以拿这个来玩，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问题：1842年“开埠”以来就没有现代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消退；回归以后放任不管，新一代自以为是“世界公民”，不属任何国家民族。

他们不把国家与民族当成一回事。在极端者眼中，中国是侵略者，在“玩家”眼中，藐视主权就是时代广场倒数一样的游戏，如果玩家心中不平，当然要小孩子一样摔玩具，宅男一样摔键盘。

所以香港政府要做的，在技术上当然是堵塞法律漏洞；在整体策略上，则务必把极端者孤立起来。老说“民意”是没有用的，首先，成年人的民意和年青人的民意就不一样，其次，要是青年对未来无望，他们也没必要在意周围的人怎样看他。

唯有尽量减少下一代的失望，才是上策。这并不代表放纵，相反，政府要严格执法，建立权威，明确地让人知道：这种事不能闹着玩。我相信抓些闹事分子重判坐牢，对主事者更课以巨额赔款，就足以阻吓大部分“玩家”。这就是“预期管理”，就是因为回归以来无法管理好社会的预期，才造成这次“失望”的来源。

而实际上，也要让下一代看到希望。有些政治人物、团体建议成立“青年界别”，把青年吸纳进入选举委员会、议会、政府。我认为这样做除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变相买票，真正作用不大，甚至适得其反。把青年吸纳进来很容易，但问题的解决却非一朝一夕之功，青年的不满仍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吸纳的结果，只等于中门大开，把权力拱手让予反政府力量；就算进入建制的青年爱国爱港、理性务实，亦无法代表整体，就像旺角的捣乱者根本不买学联、学民的帐一样。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白所谓“青年问题”实际上是未来发展问题，单把“小屁孩”带入政治，于事无补，走进建制派的黄之锋仍是黄之锋，无法做出实质贡献。目前，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白症结所在，急谋对策，比如董建华的“团结香港基金”就是一例。只要提出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告诉年轻人还有出路，问题就可以消解一半。

另一半问题在于，制订这些方略的人，仍以财团领袖、堂奥难攀的学究居多，较少基层代表，更谈不上小众代表。我身处的性别小众圈子，就百分百是黄丝带，没有“几乎”。这在政治建设完善（完善不代表公正）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美国，LGBT倾向支持民主党，反抗传统，却不倾向颠覆建制，反而依赖建制。

这些被建制一直忽略的边缘人群，虽非占中的主力，却是占中最坚定的后盾。当运动引起众怒、面书的黄丝纷纷撤去头像之际，他们仍旧没有改变。正如近日被捕的那个长发男子“昭明公主”，就是性别小众人士。

当然，所谓“青年问题”除了未来发展，青年本身也有特殊性。现代工业社会一再把人的心智成熟期往后推，18岁的法定成年年龄越来越不靠谱。过去，人到了18岁意味早就闯荡社会，操持家业，距离生儿育女也不远；今天，18岁主要仍是三步不出闺门、十指不沾阳春的学生。可他们又分泌出成年人的荷尔蒙，拥有成年人的权力，安得不狂。

所以，解决青年问题，就是不能简单的按着青年的法子办，不能由着他们。投票法定年龄已难更改，但政治上的处理手法，须以谘商、培育为主，扶持团体，建立可靠的下一代，而非继续把青年当为选举游戏的消费品。

金钟现场的小农地

年轻示威者以”下一代”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