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文章表达了香港部分爱国人士恨铁不成钢的情绪。看到香港族群如此撕裂，我们也感到痛心。发表此文，唯希望浪子回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到底是谁先说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乃出自香港艺人黄子华之口，至少是他的这句话，鼓舞了香港全城为汶川纾难的热心。

所以，当近年大陆、香港两地的民间情绪渐渐为人所注意时，乐观者总是一再提起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人怎么尽力捐输，血浓于水，结论是今日搞局的人只占“极少数”；五年后的今天，雅安地震竟如照妖镜，让人尽观香港反对派之丑态，无情敲碎了乐观者的美好回忆。过去一周，反对派集体发动“罢捐”，在社会上、特别是年轻人之中竟造成相当的共鸣，虽不至于主流，但也来势汹汹，肯定不算“极少数”。

当然，从汶川到雅安，其中一个划时代变化是微博的兴起。全国信息联通，社会的黑暗面一下子被揭发，这和今日国内对红十字会的质疑声音不无关系。然而，质疑的结果最多也就是抵制，转为捐予别的基金，是不可能引申出“罢捐”的。说白了，香港反对派因为官僚贪腐或别的原因（多是国内早已辟谣的谣言）而无视同胞灾难，落井下石，和欧美国家动辄制裁别国的道理一模一样。

那么，到底这五年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导致今日之事？

十年人事几翻新，五年也够时代翻一番了。汶川那年的小学生，对世事一无所知，到了今天却成为了热血的中学生，愤世嫉俗，只要一点火花，就能星火燎原。而纵览整个香港回归十五年，年轻一代不但不认识汶川，甚至连起码的民族认同都付之厥如。

香港的人口构成有其独特之处。本来珠三角的中心是广州而不是香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禁运，加之百万民众逃避战火南来，香港才渐渐发展起来。这些南下的人口带着资金、学术和文化，成为了香港的社会主流，加以新界的原居民本来就重视传统，热爱国家，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是爱国主义高涨的地方。50年代国民党人为保青天白日旗、1967年亲共产党人士为了反殖民，俱曾经发起武装抗争，港英定性为“双十暴动”、“六七暴动”；而保钓运动、中文合法化运动，也是在那些年发展起来的。

到了80年代初，港英政府的“抵垒政策”结束。在此之前，内地民众只消到达市区找到亲友，就自动获得居留权。政策一取消，两地的人口流动戛然而止，香港在横跨三十年的大移民潮过去后，成了民族意识的孤岛。渐渐地，上一代的南下精英慢慢老去，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内地历史和成长环境所铸成的，与下一代缺乏共同记忆，与香港本地缺乏共同历史烙印；移民的第二代成长在稳步上升的金融城市中，饱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灌输，与中国历史轨迹从此分离。仅从今日保钓运动成员都是廉颇老矣，不见黑发，已可见一斑。而“六七暴动”（因为港英的历史诠写，我们甚至缺乏统一的非英国立场名词，唯称“反英抗暴”的比较多）之后，香港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一边搞福利，竖立“亲民”形象，一边在教育政策上联合教会，轻视中国历史，排斥新中国文学。于是香港孩子唯一能建立民族认同的通道也被截断。就以我的自身经验来说，自问爱好文学，从小被中文老师多番鼓励和介绍作品，但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竟对“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名著廿多年来从未听闻，课本所教、老师所荐尽是唐君毅、白先勇，大陆方面一片空白，彷彿在历史中消失。既然文学已经如此封闭反共，历史课更不消说，新中国历史长期只教片言数语，尽是西方偏见观点。

今天的70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心理上剥离于中国，只经历过90年代经济虚高的“玫瑰园”时代、港英后期表面的怀柔政策；在刚刚进入社会、涉世未深时回归，却又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滑入香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谷底。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是被偏见和现实双重扭曲的。如果说在2008年，70、80后尚是菜鸟，那么到了2013年，他们早已进入社会的核心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立场，跟从前力争“民主回归”、心系家国的民主派早已是两回事。除了政治，他们也进入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传媒和教育。

更惨不忍睹的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事实上乃殖民地时代“直通车”，民族认同同样不高。近年，政府取消了中国历史的必修科地位，更取消中文科的范文教学。如此下来，在这十年成长的90后和中华民族几乎断绝了任何传承。

有这批逆民族的70、80后为人师表，不知民族为何物的90后乐于被洗脑，今日之事实属必然。汶川、雅安和罢捐，都是断层的爆发，一是地质的断层，一是历史的断层，远非仅这短短五年所足以造成的。

反对派的算盘，是继续控制香港议会，阻碍施政，维持其政经联盟对香港的垄断。因此，反对派的所有行动最终都剑指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在刚刚过去的2012选举中，反对派发起了“反国民教育”运动，斥资数百万元煽动成千上万中学生“包围”政府总部为其造势，但结果意外的败给亲政府建制派，成为少数。然而，所谓“少数”只是由6：4之比跌至半分天下，仍极具挑战力，而爱国市民越趋年老，起码也家有老少，已没有心力表达政见；相反的，今日的中学生在三年之后就要长大成人，具投票权，而且身无牵挂，对身边的人存在强烈影响力。

在上年的“反国教”运动中，反对派是以黑社会式的欺凌和恐吓行事的。笔者刚刚与一位老教师聊过，老先生谈及去年在学校推国民教育时，即有家长来电恐吓，要是继续推行，就将立即召集人马包围学校。事实上，整个教育体制都被反对派所控制，只要定期哺以“反华论述”，就能确保洗脑教育，制造票源。

洗脑除了通过老师，也通过网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网路的声音和现实存有巨大差异，这在香港也适用，然而，今天的“E世代”早已不看电视，不读报纸，而在目前的经济下坡路上，甚至连一般社会交际都少，课余时间就整天爬网，而微博或Facebook的特点是物以类聚，相反的声音只要屏蔽掉，立即世界清静，所以对这一代来说，网上的声音就是“事实”。只要当反对派控制网路，也就等于拿下了三年之后的一大“票仓”。

因而，今日香港的“罢捐”分子到底所占多少，其实深究下去已无意义，绝对人数上的少数，早已成为舆论的多数、选票的半壁江山，是90后心中的真理；而真心爱国的市民，既苦无心力，也苦无平台表达声音。

从国民教育事件开始，到新界东北开发事件、限奶令事件、占领中环倡议、到今日的雅安罢捐，反对派的总体论述都是反共反中，一脉相承。他们的论述对象完全是学生而非成人。事实上，不消说在红旗下长大的爱国人士，就连过去的反共者，在中国日益进步强盛的今天，对中国内地的反感已经降低很多，也越来越能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问题，凭的是根本的民族认同和复兴愿望。反对派的宣传对他们来说就是笑话。这种弥天大谎，只能用于毫无民族认同和历史经验的90后身上。

然则，反对派结合了香港现存的垄断势力，政商勾结，深入教育体制甚至公务员架构中，难动分毫。单靠香港势孤力弱的爱国人士是无能为力的。于是，西式竞选制度和自由资本的结合，在香港创造了最无知自闭的社群、最明目张胆的冷血骑劫——不止雅安，而是整个下一代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