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提升选民的政治参与。改革需要给予精英阶层以外的普通选民更大的影响政策的实权，而不是税额优惠或工资补助那么简单。

自动选民登记（现在佛蒙特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已经有了这一系统）、在线投票、周末和国定假日投票等都是美国正在尝试的改革方向，但只要选民还认为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那么投票率并不一定会有明显的上升。根据《今日美国》与萨福克大学从上一轮总统大选开始共同追踪的一项民意调查，59%的受访民众不想关注政治话题，他们认为候选人开出的都是空头支票，在执政期间一无所成。政府瘫痪与官僚作风比推行身份证法（Photo-ID Law）更加让公民的政治热情一降再降。

在各级政府层面，基本民权的保障不应依赖于多数人决定。只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例如社会保险与联邦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才是最有效的、公平的；而像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和失业保险这些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出资、标准因州而异的社会保险计划则不是。但在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领域，我们还是应当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做出决策的政府层级越高，普通百姓的影响力也就越小。企业游说团体和资金雄厚的非政府组织即使未能说服地方政府，也可以去尝试争取州立法机构乃至国会议员，以改变地方性政策。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工人阶级如果在地方层面未能争取到权益，他们也不太可能在州府或华盛顿取得成功。要让远离政治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选票很重要，首先要加强各县市政府的权力，因为它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最大。

在一些州，这也许意味着放松宪法和法律对地方政府收支的约束，如1978年加州通过的13号提案限制了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的自主权。这些限制使市政府无法获得充足收入，因而被迫采用更落后的行为创收，比如征收用户费、消费税等其他税种，给人民增加负担。

县市应当享有更多自由，不应被与州立法机关“勾结”的利益集团所束缚。比如许多州的私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州首府屏蔽了市政府的宽带系统。

与此同时，在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国会可以减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共享限制，与地方选民共享权力与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则可以就选举方式进行改革，而排序复选制也许是可供参考的改革方向。在选举没有明确胜者的情况下，排序复选制能够帮助选民“矮子里面拔高个”，相比赢家通吃的简单多数制，这种方式能赋予选民更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包括加州的旧金山、奥克兰，以及马里兰州的塔科马帕克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已开始尝试这一选举制度。

早些时候，美国还处在白人至上、基督新教掌握霸权的时代。《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等知识分子把那时的美国视作“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称其奉行“多数人的暴政”。而建立所谓“启蒙精英”主导的“技术官僚统治”，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解决“多数人的暴政”的办法。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雅斯查·蒙克称之为“不民主的自由主义”。

当涉及到基本权利的时候，必须对多数人的意见加以约束。然而如果要地方政府把所有决定权上交到州和联邦层面，让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行政官员和协议谈判人员代替直接对选民负责的议员的话，民主赤字“就会产生”并动摇民主体制的根基。

如果我们不希望选民感到自己的投票无足轻重，不希望他们受到蛊惑，那么就应让美国变得更民主而非更不民主。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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