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率过高”——这项论断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商界中几乎已成定论，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首先，我们需要铭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是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多数主要工业品产量和基础设施都远远落后于印度，更不用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极端落后的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之长久，超出许多人的想象，突出表现在机器设备超长时间服役。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直到19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然是二三十年代欧洲、日本生产的设备，甚至是上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设备，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本科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1989年毕业后又在湖北省机械系统工作4年，1990年代初就曾在某县一家乡镇企业万分惊讶地见到了洋务运动年代引进的英国机床。即使是一些骨干国有企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也有不少已经使用50年左右的设备。重庆红岩纪念馆陈列的几台抗战时期使用的进口机床，就是在国企中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方才退役。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开展持续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一途。

同时，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关键要看由此形成的新供给、新产能有无需求，是否长期闲置。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供给可以划分为非贸易品（基础设施）和可贸易品两类。在非贸易品基础设施领域，尽管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居民稀少的鬼城（如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如前些年的珠海机场），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更常见的是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看看北京、上海等地的机场、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设施，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某些观察者过度看重了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开通初期特定局部、特定线路、特定班次人气不足的问题，并以此为由抨击其发展超前；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的“超前”是应该的，不“超前”那才是犯罪。如果一开通马上就陷入持续、严重的满员和超载，那说明设计运输能力严重低估，是严重决策失误，损失比贪污大千百倍，因为这不仅耽误社会经济发展时机，而且在新建成线路和设施上再扩建，那成本比完全新建要高得多。

在可贸易品产能方面，某些观察者在评判时隐含地仅仅考虑了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而没有充分考虑出口市场的吸纳能力。如果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增产能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打开销路，那就不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或者说过度投资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与许多无力开拓国际市场、新增产能只能寄希望于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消化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对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抨击几乎已经持续了10余年，但事实上中国钢铁工业在新世纪头十年产能闲置的程度远远不如大多数评估的结论那么严重，关键原因就是中国钢铁出口增长的实绩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

持续提速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为旨在转移产能并在同时提升其层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形成新的供给，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将产业转移和协调区域发展放到了很高地位上，产业转移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新中国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视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入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新中国前期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落差显著加大，但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决策者们并没有把这当作终极目标，而是当作手段，他们期望的目标是先发展者带动后发展者，最终达成共同富裕。1999年以来，在区域发展落差进一步加大、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也日益足以支持较高水平转移支付的情况下，中国党和政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主张出台节奏明显加快，力度加大：

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

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由此，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生产增速、GDP增速、出口增速超越东部的趋势开始出现，至今未变。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第五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产业转移问题，提出要“引导产业转移。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健全互助机制，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

近年来，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决策层通过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国务院还于2010年出台专门文件，推进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工作。

时至今日，中国产业转移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论固定资产投资，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对应的是其他地区所占份额上升：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论GDP，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5.3%下降到53.1%；中部地区占比从18.9%提高到19.7%；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6.9%提高到2007年的17.4%，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8.6%。

论工业生产总值，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2007年的15.2%，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 2010年回升至9.0%。
论出口总额，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88.3%下降到87.4%；中部地区占比从3.6%提高到4.0%；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3.9%，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4.6%，东北从2004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4.2%，2010年为4.0%。在中国外贸阴霾漫天的2012年初，中西部对外贸易的高增长态势仍然没有改变。2012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5932.4亿美元，增长6.9%；进口5739.4亿美元，增长5.1%。在此期间，广东出口增长5.5%，江苏、浙江和上海出口分别增长1.7%、4.2%和1.2%，山东、福建和北京出口分别下降0.3%、增长7.6%和增长2.9%。重庆、河南出口增速则分别为1.9倍和1.2倍，广西、四川和江西出口增速也分别达到了29.3%、62.8%和38.3%。

既然如此，我们还能真的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