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反腐剧说是反腐，说透了还是表现人性斗争，贪官清官庸官的人性。这样的作品可以一时打动人心，却缺乏社会震撼。事实上大家都早就明白，腐败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些年的国内国外信息的传播，也明白了腐败不是搞个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现在的反腐剧应该把社会中种种不得不的矛盾清晰的表现出来，即便年轻一代也爱看这个。这就是为什么隔壁评论中说宁肯看剧中开会，也不愿看感情线什么的，这是因为开会情节如果表现的好了，才能真正把各种矛盾激荡表现的淋漓尽致。

整顿吏治是从古到今我国治国理论中的重要部分。首先我国的治国理论家在用什么人上几乎不分门派，高度一致认为必须使用贤能的人，就是人才。贤人就是有办法能干事的人，能保住国家和人民的人。因此治理腐败首先就要从选拔机制开始，从源头卡住。

可是光源头卡住不够，谁知道你这水流出去后半路会不会被污染了？所以要建立监督纠错问责机制。对于发生的错误，应该有所整改，可是怎么整，整到什么程度，就因人而异了。自古以来凡是干事的能事之臣都面临一个困惑，如果做事，肯定出错，万一出错，在一个党争和腐败的环境里立刻就会变成政敌攻击的口实，一个不小心官位不保，甚至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所以大家就有了隐瞒错误，美化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动力。这里我觉得应该采用法家的办法，让“凡事皆有法式”即有法可依，人人按照规矩来，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执行好已经设计完善的制度，不过话说回来了，要是真卡的这么死，那遇到新情况恐怕就不会办理了，因此应该有针对新情况，对现有的制度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的变通处理并形成新制度，可具体到人，这种变通就可能变成腐败，因此用人是关键。

分权是一种好办法，但是分权往往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分权，大家干不成事情，于是也就负担不起责任。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到现在无法责任到人，一笔糊涂账，没人负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山作证，问他他知道问题，可是手里没权，搞不定这事。

制衡不是重叠掣肘互相否决，让大家什么都干不成。明朝朱元璋是分权的高手，可是他死后王朝里的权力迅速走向专权，地方上原本省内行政，司法，军事三权分立。可在他死后仅仅到他儿子时就出现了大权一统的巡抚，把控两省或一个大省的总督。废除丞相本来是为了保卫皇权，结果导致皇帝的工作成几何级数暴涨，皇帝不得不设立内阁帮助办理政务。可是新生的内阁却比任何丞相都专权。明代是唯一一个皇帝下发的圣旨可以被臣下合法否决的朝代，内阁拥有封驳权，即看也不看，直接退回，或者看了退回的权力，皇帝如果不是特别强势有时就只能干瞪眼。说到底，权力不够大就办不好分内的事情，就承担不起责任。可是如果权力过大，那就会干预到不属于自己的事务上，造成许多决策失误。

我们所说的权力过大往往指的是权力的异化：

1.       他的职位管不到这些，却非要插手。

2.       在他的职权内的事务，用违反规定的办法处理。

3.       想方设法打擦边球。

4.       分工不明确，架空某些部门，导致集体领导失效，失去监督。

权力过小也有问题：

1.       明明是我的事情，别人偏要乱插手，我还不能怎么地。

2.       被架空了，实际上啥也干不成，不如混日子，也只能混日子。

3.       重叠掣肘，干成一件事太费劲，累死了，心累。

4.       真意见没有，全是各种无谓的批评，解决办法呢？不知道，也没人想，他们想做的就是跟我过不去，抢夺权力。

这些都是腐败，都是麻烦，因此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合适的权力才最好。合适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大小力道合适，一个是作用范围合适，最后是事权清晰，可以追责，不会被无谓牵连。

治理腐败是一个长期过程，与其“严打”，不如“积微”，大病要严打，严打之后为了防止复发，毒瘾反复，就要从小事上做好。要建立官场风气无小事的概念，时刻警惕，心怀群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严格遵守纪律。如此而已。什么叫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呢？

“我是你朋友，我是XX省XX市市委书记，但XX省XX市市委书记不是你朋友。我可以帮你忙，但是市委书记帮不了你。”这里的朋友也可以替换为任何一个亲近的角色，比如妻子，丈夫，父母，孩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