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谁是“赫尔方特”（Helphand）？

回到这篇长达十一页的《明镜》周刊的报道。

它其实是一篇特稿，或者说间谍小说，充满了推测和臆想。文章开篇便宣称：“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更有甚者：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会度过掌权后决定性的第一年。估计也就不会有苏联，不会有后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大概也就不会有几百万古拉格群岛死者的控诉了”，“柏林用马克、弹药、武器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达四年之久并以此为终结沙皇王朝做出了贡献。单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项，到1917年为止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至少有二千六百万马克，折合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在七千五百万欧元。”

今天，这种镰刀与王冠之间的世界历史上的联盟几乎完全被忘却了，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过对这个题目出色的研究。当然仍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支持的规模。因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据在审计之后都被销毁了。《明镜》做了这件事并在全欧洲十几个档案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偶然发现了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过的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鲁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档案以及俄国档案中的附注，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 。[ 网民李士勋翻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于此博客。]

令人疑窦丛生的是，通篇没有一句提及“西森档案”，它是否属于所谓“出色的研究”中？如果不是，这些出色“研究”究竟是什么？是否因为凯南对“西森档案”的彻底调查已经使得《明镜》必须完全避开这个名词？是否意味着要做翻案文章必须另起炉灶？不错，炉灶必须重起于一战时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是在这里，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得以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明镜》承认七月事变与列宁“德奸”案有直接关系：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像列宁一样是一位律师，不过他1970年才在流亡中死于美国）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好战的党内积极分子试图进行一次政变之后，曾于七月中旬给布尔什维克一次沉重的打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被逮捕，报纸被禁，十几个人受到审判。当时也是因为德国的钱。[ 同上。]

在西森档案彻底破产之后，《明镜》“偶然发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铁证”？另起炉灶的看点就在于，文章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叫做亚历山大·黑尔凡特（Alexander Helphand）的间谍与德皇政府的关系。而涉及列宁的部分是这样的：

几乎不能想象，列宁没有利用这个网络向彼得格勒输送金钱或者也将一部分在俄国的收益转入党的金库。很说明问题的是后来人们在列宁的狭长地址簿上发现了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瑞典的调查卷宗里写着总经理费尔斯滕贝格定期前往俄国。

通篇搜索下来，其实都是“想象”大于实证。

所有“偶然发现”的新“资料”，只是证明德国试图支持俄国反对势力黑尔凡特，并不能证明列宁从黑尔凡特手中直接得到资助，——这一证据已经被寻找了将近一个世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却根本不是证据，即列宁的地址薄中有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即便这一孤证《明镜》也没有给出来源。该文偷换概念，其实玩了一个空心汤团的把戏。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也是一篇有严重缺陷的违背报道基本原则的特稿，与《黄色间谍》的报道方式殊途同归。

有趣的是，号称调查了十几个档案馆得出结论的文章，最后的注脚只有五条，其中三条来自已经出版的书，包括一本1964年出版的德文传记《革命的海盗：帕尔乌斯—黑尔凡特》[ Winfried B. Scharlau,、Zbynek A. Zeman（ 威尔弗里德.B.沙尔劳，茨比内克.A.齐曼）: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 Parvus - Helphand，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öln 1964;]。该书两位作者A. B. Zeman，W. B. Scharlau在1965年以《革命的商人:亚历山大·黑尔凡特（帕尔乌斯）1867-1924》为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请记住作者之一齐曼（A. B. Zeman），我们后面还会碰到他主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在《炎黄春秋》杂志中的出现。这些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几十年前的“出色研究”？但是该传记并没有证明黑尔凡特给了列宁大量经费，两位作者也不认为列宁是德国的间谍。

五个注脚的另一条来自2007年《明镜》周刊自己的报道；只有一条是所谓证据：一张收剧：“1915年12月29日，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手中得到资助俄国革命运动的一百万卢布（……）纸币。A.黑尔凡特博士”，但是该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它与列宁有直接关系，详见下文。

《明镜》这篇文章作者多达六位，但没有一位是在高校任职的专业历史学家。排名第一的Wiegrefe, Klaus是《明镜》周刊作家，自1997年始是该刊历史版的负责人。Altenhöner, Florian是自由职业的历史学家。排名靠后的几位作者也都不是在大学工作，没有教职，网上也没有比较详细的个人简介。

那么，这个神秘的“黑尔凡特（赫尔方特）”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事实上，这个以“帕尔乌斯”更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所熟知的名字，根本不是《明镜》发掘出来的。帕尔乌斯（Parvus）是赫尔方特1894年在考茨基创办的德国著名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发表文章的笔名[ Ibid，pp28-29.  ]。他是1867年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移居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是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论家，曾与罗莎·卢森堡等一代左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交往密切。

在中文学术界，郑异凡1984年根据上述1964年德文版传记，发现他是最早对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人。1898年初, 帕尔乌斯就在其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上连续写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他反伯恩施坦的斗争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普列汉诺夫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我们为什么感谢他？》中高度评价了帕尔乌斯在反伯恩施坦主义中的作用, 他不同意考茨基所说的和伯恩施坦的斗争“只是现在才开始”，“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乌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帕尔乌斯的斗争也引起列宁的重视，1899年9 月1 日列宁在流放地写信给妈妈, 要妹妹玛丽亚设法给他寄去1898年的《萨克森工人报》,包括帕尔乌斯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和刊有普列汉诺夫《我们为什么感谢他? 》一文的报纸。[ 郑异凡：《帕尔乌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984年02期，第145-151页。]1900年与列宁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彼此在理论上已经互相欣赏。[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56-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他在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两个圈子之间起了很多沟通作用。

帕尔乌斯1904年2月开始为《火星报》撰写系列文章《战争与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理论洞察力，预告日俄战争之后就是俄国革命的时代，预告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提出可以利用外部战争来激发内部的反抗和革命，并且从马克思那里引发出“继续革命”的策略，这组文章也深刻地影响了托洛茨基，后来被托洛茨基发展成著名的继续革命理论。帕尔乌斯认为“俄国的革命会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俄国工人阶级将担任社会革命的先锋队的角色。”[ Ibid，p64.  ] 当时德国的反间谍组织也渗透到社会主义机构中，他预测日俄战争俄国会输掉战争，然后引发动乱与革命，——他的准确预言，使得德国情报部门认为可以用他来反沙皇。

[ 照片转自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p68.]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回到圣彼得堡进行革命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与托洛茨基一起被捕，在监狱留下了一张著名的与托洛茨基等人的合影。他在被判三年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由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斗争和策略失望，并且卷入与高尔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在底层》戏剧出版的经费纠纷，名誉受损。为此，1910年他离开德国去了维也纳，后由此去了土耳其。在德国总参部的支持下，在巴尔干战争中通过做军火生意获利颇丰，并成为土耳其青年党的财政与政治顾问，也是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商。在亲德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据自己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从理论上阐明道，分解俄国、使俄国在一战中失败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他认为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目标上，社会主义者可以与德国政府在策略上合作，虽然动机完全不同。[ Ibid，p136.]

在当时的帕尔乌斯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派别林立，任何一派都没有能力组织一场大罢工，因此可以在德国支持下，使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这样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组织崩得（Ba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乌克兰Spilka党，波兰的两个社会民主党，以及立陶宛和芬兰的社民党，就可以在一个中立国召开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一个世界主义视野中的反沙皇力量大联合，在此蓝图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还曾设想通过德意志帝国的帮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 Ibid，p147-150.] 在德国外交部与帕尔乌斯的联盟中，其实双方都意识到彼此在冒险，一个要的是东线的停战，一个要的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帕尔乌斯希望一方面联合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沙皇，另一方面让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宣传、罢工和破坏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国家垮台。

他通过土耳其德国大使给德国情报部递交了一份二十多页的报告，提出以德国政府支持的大罢工使俄国瘫痪，支持俄国社会劳动党、支持各民族地区独立、支持反对沙皇的作家。特别是乌克兰，它是帝国的基石，一旦被搬走，帝国就会崩溃。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纳粹准确地执行了这个计划。[ Ibid，p160.] 半个世纪后苏联的瓦解，也正是与乌克兰独立互为前提，美国在乌克兰公投前承诺会尽快承认其独立，正是推动乌克兰独立的重要因素。而今天的克里米亚危机，不过是二十世纪最敏感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延伸。帕尔乌斯也对芬兰寄以同样的希望，芬兰曾在1809年被沙皇俄国兼并，十月革命之后，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于1917年12月18日颁布法令，承认芬兰独立。帕尔乌斯对于高加索地区不乐观，这里的独立运动比较碎片化，他建议土耳其政府支持高加索的穆斯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对俄国发动圣战，他希望美国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能够大力协助，通过乌克兰独立运动，土耳其可以引导北高加索的哈萨克人暴动。这的确是一份有预见性的建议。

但是，这些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引发的是怀疑与质疑，社民党主席Hugo Haase甚至警告同志们不要与帕尔乌斯有任何接触，他被怀疑是俄国间谍，或者土耳其间谍。罗莎·卢森堡与她绝交，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过去的激进左派社会主义老朋友都不再待见他。蔡特金是在他当初与伯恩斯坦做斗争时唯一站在他一边的老朋友，现在骂他是“帝国主义的婊子”，把自己出卖给德皇政府。他与德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分裂由此开始，并从此分道扬镳。[ Ibid，pp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