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李强必须迅速转移到苏联避难。

这改变了李强的命运，他被迫结束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1931年6月李强离开上海到达苏联。11月，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达莫斯科。他认为李强曾与顾顺章有工作交集而不信任乃至排挤李强。李强忍辱负重，潜心科学研究。以六分之七的时间工作，也就是除了六天工作日，连星期天也搭上。

一年后，他完成了题为《发信菱形天线》的论文，在苏联无线电学界引起轰动，苏联政府以李强的名字命名其研究成果为“李强公式”。李强成为当时苏联最著名的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因其重要的科研成果，在1955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被推选为技术科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并兼任中科院第一任电子研究所所长。

李强作为红色科学家成绩斐然。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强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到达延安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和王诤担任军工局副局长，由他主持全面工作，后任军工局局长。

图为我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

李强团结、依靠全体职工，特别是刘鼎、沈鸿等专家，白手起家，奋发图强，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式步枪（又名无名式马步枪），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至1943年，延安军工局生产各种枪支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82迫击炮弹3.8万发，修理枪支逾万支，修炮四门，制造地雷上千万颗------

1944年5月，李强在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为他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李强作为红色军工专家和领导人成绩斐然。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李强兼任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第四任院长。

早在1939年5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同年底，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先后任院长。

李强作为红色军工专家和领导人成绩斐然

李强接手后，强调“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办学方针，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自然科学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批边区急需的科研成果，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探索出一条有别于国统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的科技教育之路，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这是李强拍摄的延安军工厂工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造枪造炮的情景

李强作为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红色教育家成绩斐然。

1940年春，周恩来同志在苏联疗伤返回延安时，带回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属于自己的广播电台。由中央军委三局承担建台任务，由军工局负责设备安装及维修任务。

于是，李强又投入到我党广播事业的筹建过程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菱形天线原理和长期积累的实践功底，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只大三脚猫”本领，即什么都通晓一点的特长，攻关克难，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特别是开国大典的盛况传遍全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李强任局长兼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和电信总局局长。

李强作为我党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成绩斐然。

李强最大的跨界和转型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一天，毛主席在中国驻苏联使馆遇到李强，就问他是否可以改行搞贸易。

没想到这么一问，改变了李强的人生轨迹。1952年8月，李强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3年2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从此开始了长达29年的外贸生涯。

期间，李强参与了苏联援华项目156项的谈判和落实，这个“156项”为主的苏联援华建设项目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空白，使经济在短短三年内就恢复和超过了战前水平，还对规划布局和建设门类齐全、完整高效的工业和国防工业全产业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将1957年10月双方协定的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推迟两年。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个屈辱的日子。

为了争口气，中国科学家把研制原子弹的工程称之为“596工程”。

1961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见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赫鲁晓夫左侧为李强

就在苏共中央“6.20”函件发出仅十几天，周恩来总理就在庐山向有关部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元帅接着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李强为了支持“596工程”，竭尽了全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李强带领有关人员开始清理苏联撕毁合同带来的损失，经过调研摸查，欠债大约23亿卢布。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争取明年还清这个债。”李强参与了这项任务，他感慨地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的，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服的精神。”

中苏关系破裂逼迫中国外贸出现转折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由东向西转移方针，力求突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在李强主持下，中国先后与40多个西方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他还亲率中国贸易代表团出访了20多个国家，接待了前来中国访问和洽谈业务的外国几十个工商界代表团。

1973年，经周总理建议，担任副部长长达21年的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动乱高潮期间，“四人帮”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给外贸部扣上了“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等一大堆帽子。

李强带领外贸战线干部职工与“四人帮”展开了坚决斗争。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稳步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额从1954年的零起步，到建交之年的1979年达到24亿美元。到1981年，中美贸易额已近59亿美元，为本世纪两国每年五六千亿美元的巨大贸易规模打下了基础。

李强参与了中美贸易的破冰之旅，参与了苏联援华项目的“156项”，无疑是他外贸生涯的巅峰。

1970年12月，李强在胡志明小道途中

李强作为我国外贸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成绩斐然。

李强同志去世后，中共中央对他曾有一段特别的评价：李强同志“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是我党的一位难得的复合人才”。

李强丰富多彩的人生戴有许多耀眼的光环，但所有的光环都聚焦于四个大字——“共产党员”。

他的一生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辱使命。他的一生承负多种使命，这些使命对于党来说，都是急难险重的燃眉之急；这些使命对于李强来说，则往往是完全陌生的领域。

但是，只要党需要，李强就义无反顾，毫无怨言，埋头苦干，不胜不休。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正如毛泽东主席赞扬他的“坚持到底”。

他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狠劲、钻劲，像是党的一把匕首，党指向哪里，他的血刃就投向哪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剑锋指处，所向披靡，刀刀见红，无往不胜。

陈云同志曾经评价：“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

确实如此，中央特科涌现了一大批无名英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赓、李强、陈养山、张沈川、陈寿昌、谭忠余等等，在“特科”的英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党忠诚，不拍牺牲，隐身弒敌，攻关克难，为党无我，有我无敌。

这就是特科这个党的战斗堡垒铸就的匕首精神。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种匕首精神啊！

 ——是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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