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朗普提高经济增长有哪些办法？

要了解这些经济过程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就有必要指出，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和消费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100%。因此，提高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GDP比重必然降低美国消费占GDP比重。关键的问题是，在研究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时，应该减少哪些形式的消费？

为分析这一点，有必要指出，在技术经济学术语中，消费的含义比日常语言中的“消费”更广泛——后者侧重于居民消费，如食品、住房、娱乐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消费只是任何被消耗掉的产品或服务，而非生产投入。举一个相关的例子，军事支出是一种消费形式，因为军事支出和装备并非生产投入。

如果提高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GDP比重，必然要相应降低消费占比，那么不同形式的消费之间的差异显然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如果降低食品、住房、娱乐、旅行、度假等支出占GDP比重，那么这意味着维持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也会降低。但是，如果降低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即便消费占比总体下降，并不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平会下降。

2.1 特朗普提高美国经济增长有两个妙招

一旦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剖析，就能理解特朗普所面临的国内经济选择。有一些改革会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不会降低用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一旦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美国有一些政策能够用于增加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资源，但不会涉及降低构成美国生活水平基础的那部分消费占比。特别是就美国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而言，这些政策包括：

第一，军费支出。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美国军费支出占GDP的3.7%，但实际数据要高得多，因为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没有归类为军费支出（例如，军事养老金被记录为非军费支出，而实际上它们是军费支出的一部分）。2022年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虽然美国官方预算显示2022年美国军费支出为7660亿美元，但实际上这一数字为15370亿美元。即使是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占GDP的3.7%,），也远高于北约设定的军费支出目标（占GDP的2%）。

将美国军费支出从占GDP的3.7%降至北约的目标（占GDP的2.0%），将释放GDP的1.7%用于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不会降低。上文所述的相关性表明，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因此，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增长1.7%，预计将使美国GDP年均增长近0.5个百分点。

第二个重要领域是美国效率极低的私立医疗体系。

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关于预期寿命和医疗支出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2021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为17.4%，而德国为12.9%，英国为12.4%，法国为12.3%。但是，美国预期寿命为76.3岁，法国为82.3岁，德国为80.8岁，英国为80.7岁——美国预期寿命比法国短6.0岁，比德国短4.5岁，比英国短4.4岁。也就是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预期寿命却要低得多。这说明，美国医疗体系效率极低！

例如，如果美国能够达到德国那样的效率水平，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要用公立医疗服务取代美国的私立医疗服务，那样将会释放出相当于GDP的4.5%的资金，这些资金可用于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同时不会降低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如上文所述，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这意味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提高4.5%，预计将使美国年度GDP增长1.3%。

如果美国既将军费支出削减至北约设定的水平，又替换掉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并将其（这两项举措合计占美国GDP的6.2%）转用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那么预计美国GDP将大约增长1.8%。再加上按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2.2%的美国GDP年均增速，预计美国GDP年均增速将增至4.0%——这会使美国增速非常接近中国的5.0%。

因此，可以看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在不降低事关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的情况下，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美国当然可以通过改革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不会降低构成美国生活水平基础的消费占比。此外，由于居民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预计美国生活水平将因这些政策而大幅提高。

2.2为什么特朗普不会实施这样的改革？

尽管美国的此类改革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完全可行的，但遗憾的是，它们不会发生，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会，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些改革需要在整体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

1）削减军费支出将需要一个不那么激进的外交政策和更少的战争支出。

2) 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私立而非公立医疗体系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对美国医疗服务进行改革，使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医疗体系一样高效，几乎肯定会要求转向公立医疗体系——这意味着要解决美国强大的私立医疗企业的既得利益问题。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会试图推行此类改革，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相反。

2.2.1特朗普不可能削减军费支出

源于美国经济现状的最直接地缘政治与政治后果，集中体现于军费开支领域。而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通过下文所述的方式维持并可能提升美国的军事霸权。在这一框架内，美国军费支出的绝对水平纯粹是一个战术问题，前提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得以维持或增强。因此，特朗普原则上可以考虑削减美国军费支出，因为如上文所分析的，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前提是这些削减不会危及美国所享有的军事优势。这解释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诸多举措。

首先是关于乌克兰战争和欧洲的问题。最直接的是，美国意识到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中正在失利，正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借此也希望分化中俄关系。但这一战略框架在于，美国希望西欧国家增加军费支出，这样美国就有可能减少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并重新部署更多军事资源来对付中国。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就美国对乌新政策发表重要讲话时所说：“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争威慑，认识到资源稀缺的现实，并进行资源权衡，以确保威慑不会失败……当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威胁上时，欧洲盟友必须在前线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种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比较优势。”

赫格塞思关于“威慑战争”的言论虚伪至极——这实际上是美国针对中国借机扩充军备。但他的言论表明，美国不希望削弱北约在欧洲的力量，而只是希望欧洲承担更大的军事负担，以便美国能够重新部署更多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美国在一战、二战、抗美援朝战争、越战、911之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军费开支，以2024年美元计算

其次，特朗普含糊地提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削减50%军费，乍一看这似乎是“热爱和平”的表现，但分析其实际影响就会发现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和苏联的军力大致相当时，对等比例削减双方军费是合适的——例如，这实际上体现在《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中导条约》之中。但如今，美国的军费支出远远超过中国或俄罗斯。因此，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军费支出按相同比例削减，只会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

事实上，按相同比例削减军费很可能会显著增强美国的军事优势，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了极其昂贵的新项目，比如为美国建造“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从军事角度来讲，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建立美国的“先发制人” 核打击能力， 即能一次性消灭对手核力量，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方实施致命的报复性打击的能力。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类似一步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反导条约》。

由于击败这种“铁穹”的最简单方法是增加用于攻击它的导弹/核弹头的数量，所以如果俄罗斯和中国削减核武器/导弹数量，美国将对“铁穹”获得成功更有信心，从而增加美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惑。

因此，即便从理论上来说（更不用说考虑更实际的问题了），美国提出的唯一公平的军备削减方案应该是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费支出大致处于同等水平。但这恰恰是特朗普未曾提出的。相反，他只是在利用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也就是总体上希望将军事支出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愿望，来掩盖其旨在巩固甚至增强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提议。

当然，决定中国军费支出水平的只能是中国自己，它会掌握足够信息来做出准确决策，而非其他人。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外界能够了解特朗普提议的意图。

由于特朗普只会以维持或增强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方式来削减军费，而其他国家也不太可能同意以维持或增强美国军事霸权的方式来相互削减军费，因此实际上特朗普不会削减美国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