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与增长核算方法变化

我已在上文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积累的事实证据，明显与索洛的“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理论相悖。麦迪森和其他人主要关注于证据的积累。解决理论与事实相矛盾的任务，则主要由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承担，结果导致美国、经合组织与联合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核算方法。

拙著《一盘大棋?》之附录一《从技术细节层面浅谈增长核算方法发展历程》，对此有详细论述。

正如乔根森教授总结的：“我1987 年与戈洛普（Gollop）和弗劳梅尼（Fraumeni）合著的书里论述的增长核算方法，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1994年发布的官方多要素生产率统计数据，现已成为国际标准。”

“保罗·施赖尔（Paul Schreyer）2001年所著，经合组织编撰的概述生产率测算新框架的《生产率测算手册》（Measuring Productivity）业已出版……以乔根森、何民成和斯蒂尔霍（2005年）和本书研究为代表的生产率测算新框架的过渡非常突然。这使得库兹涅茨和索洛早期生产率研究所使用的传统用法瞬间过时了。”

如果业内专业人士对具体内容感兴趣，请参阅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

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的变化结果，使得索洛原增长核算框架的两个基本错误得到纠正。在新的正式增长核算方法中：

• 资本与劳动力质量变化被纳入；

• 索洛未将中间产品纳入增长核算公式的错误得到纠正。

这些现代统计方法被采纳后，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图1所示，乔根森、何民成(Mun S. Ho)、凯文·斯德尔(Kevin J. Stiroh)等对最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全面研究发现，各增长来源对美国各经济行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中间产品为52%，资本为24%，劳动力为15%，TFP为 9%。

此数据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其涵盖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处于繁荣增长高峰期的1977-2000年——按照假定，TFP本应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特别高。

从美国早期增长数据看，这种趋势没有改变。乔根森、戈洛普与弗劳梅尼对1948-1979年二战后早期美国经济的分析发现：

“中间投入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我们据以考察的45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我们可以衡量中间投入，且这些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远高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产出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是中间投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包括所有国家）数据显示，所有其他经济体的表现也同样如此。

如图2对1992-2014年占全球GDP 94%的103个国家的研究所示，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29%，TFP仅为 10%——这证明了固定投资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

固定投资对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小经济体——资本投资对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

理论与事实渐趋一致

如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经济理论与事实间的差距，于21世纪初期得到了纠正。纠正后的经济理论，得以反映事实。麦迪森、杨与其他人所发现的事实，现在可以通过理论方法得到解释了；乔根森的工作使得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正式改变。这说明，实事求是的方法得到了传承。

当然，我对此深有体会。20世纪70年代我所做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决定，使得我作出正确的预测，这帮助我的职业生涯取得成功。但我仍然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的进展。我很高兴，经济理论已逐渐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