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基于这些单纯的相关性，我们尚且无法做出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但上述事实也足以教导我们，切勿将工人阶级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种的）的崩溃归因为有组织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诚然重要，但只有在与经济低潮同时出现时，才能成为美国家庭衰落故事的线索，而政治意识形态看起来则只是局外因素。

但20世纪8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向毒品宣战（War on Drugs）、“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的刑事政策，到由此所导致的被监禁人数的飙升，这些都很有可能加速了家庭的瓦解。从图2-7中就可以看到，尽管自1980年起美国的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但这些年来却见证了监禁率的爆炸式增长。更重要的是，为这一数据飙升做贡献的，主要是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青年，尤其是（但也并不仅限于）黑人男青年——其中有非常大的比例竟然都是年轻的为人父者。

1920-2006美国监狱人口数量变化图（数据来源：彭博社）

现在，我们来对比两组孩子的数据，第一组孩子出生于1978年（1978年组），第二组出生于1990年（1990年组），如果统计在孩子年满14周岁时父母中间是否有人坐牢，那么无论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后一组父母被监禁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前一组，而且父母教育程度越低，则风险就越大。统计出生于1990年的孩子，若是他们的父母是高中辍学生，那么对比同年出生，但父母为大学毕业生的孩子，则前一组孩子的父母入狱率是后一组的四倍还要多。而在1990年出生的黑人孩子中间，如果只统计父母最多读到高中的孩子，则过半数以上的都曾经历过父母入狱的悲剧。

这段美国监狱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也正是单亲家庭在美国底层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时期。当然，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严打监禁（mass incarceration）将相当多年轻的为人父者带出了穷困社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父亲的缺席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当然是一种悲剧，会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从俄亥俄州的大卫，到俄勒冈州的乔，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只要父母中间有人入狱，则不论这个孩子的其他背景，比如父母的种族、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我们基本可以预判他在学校的表现会是一团糟，学习成绩经常一落千丈，有时甚至直接辍学。事实上，父母入狱还会有恶性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只要班级内有同学的父亲在蹲监狱，那些父母没有入狱的孩子也会受到“感染”。虽然坐牢在少数种族中间更为普遍，入狱好比家常便饭，但只要发生在白人家庭头上，也会对孩子造成难以避免的创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碰上一个吃牢饭的父亲，是穷孩子人生中最常见的事情。

数据来源：IPUMS/ACS data, as reported by McLanahan and Jacobsen, “Diverging Destinies Revisited.”

两阶家庭的恶果

无论原因何在，两阶家庭模式已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对美国孩子的生活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现如今，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美国社会，大多数孩子都同双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两份经济收入。但在家长教育止步于高中的底层家庭中，大多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多只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事实上，许多孩子都成长于一种混乱、多伴侣的拼盘家庭，虽然家庭成员杂多，但能打工挣钱的往往却只有一位。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孩子的许多不良表现都可以追根溯源至下层社会家庭所特有的模式，反过来，上层社会家庭的环境和氛围也造就了孩子的许多优异表现。如要理解两阶家庭之间的天壤之别，只需对比一下：在安德鲁和切尔西的生活中，来自父母坚定不移的支持始终都在，但凯拉和大卫的成长环境却只是令人绝望的混乱。

太早生养或者多伴侣家庭难免要付出代价，父母当年种下的恶因，现在却要由孩子收获恶果——人生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要因此大打折扣。如果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亲生父亲不在身边，其他在标准化测试中会表现得更差，在校期间的成绩也更低，而且更容易辍学。这无关种族或家庭。单亲母亲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表现出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腼腆、暴力倾向，甚至是深度焦虑或抑郁这样的心理问题。如果孩子在成长的某个阶段只有母亲的陪伴，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提前发生性行为，甚至变成年轻的单身父母，重复上一代人的轮回。

生活在离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面对着特有的难题，首先是此类家庭的经济资源原本就有限，现在还必须要在不止一个家庭之间平摊；其次是因为父母无法克服的感情创伤，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凡此种种都会妨碍新家庭内的沟通和合作。而在多伴侣生养的家庭内，常见的就是更少的父母关爱、更少的亲戚介入，同时却有更多的摩擦、嫉妒和竞争，特别是如我们在凯拉生活中反复看到的，当来自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孩子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情况会变得尤其糟糕。若是这种拼盘家庭的多对伴侣在当初生育孩子时并未步入婚姻殿堂，那么上述所有问题更是会雪上加霜。

某黑人家庭在吃食品救济餐（图片来源：匹兹堡邮报）

当然，对于成年的家长来说，家庭的破裂常常更有好处，有些时候甚至对子女们也有好处，尤其是父亲有暴力倾向，虐待成瘾，或者因为入狱而时常缺席。不仅如此，在探讨家庭结构和孩子幸福之间的关系时，许多研究只是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确实是家庭的脆弱导致了坏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单亲家庭和孩子糟糕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只是表层的，只不过是反映了低收入和家庭失序所形成的综合症状。（比如，凯拉的家庭可以说是诸事不顺，因此我们很难确定乔和达琳的离婚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虽然这家三口人都这么说。）但是，晚近的研究证据比较坚实地表明，因果关系确实存在。正如家庭研究专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所言，“从个案推出一般结论是危险的。在极困难的环境内，很多单亲父母也出色地完成了为人父母的角色。但普遍看来，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都要表现得更差，无论是在学校读书时，还是在生活中。”

单亲家庭问题丛生，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在美国，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社会流动最缓慢无力的地区。当然，家庭结构并不是“绝对的第一推动力”。它同一系列因素交织在一起，包括种族、居住隔离、社区活力，以及学校教育等。既然如我们所见，家庭的破碎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经济困境，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结构就可以被视为只是一种中介变量，事实上是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家庭的解体，而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越多，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这其中的相关性虽然不是绝对无例外的，但也是非常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