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成为“准民主国家”后，中蒙关系23年走势总体趋好，但中间随蒙古政权更迭也有反复，主要反映在经济合作的具体项目进展上。而导致这种反复的主因是蒙古的政治集团在域外势力不断诱惑下过于“天真烂漫”。

2014年，很可能将被历史确认为习大大重构（提升）中蒙关系的分水岭。2014年，中蒙元首实现互访，两国既有合作关系顺势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带动一批久拖不决的大项目相继落地。

在中蒙新的互动中，中方还下了一步颇具中式智慧的好棋。那就是在2014年9月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经中方事先“做通工作”且安排好必要之“铺垫”，中俄蒙三国元首次举行单独峰会。这场别出心裁之峰会，中方所要的恰恰就是“形式大于内容”而非“内容大于形式”。万事开头难，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了，自会有第二、第三步梯次跟进，峰会亦将逐渐由虚趋实。中方促成此举，在现实意义之外，同样实现了一石两乌：对于蒙古而言，俄罗斯的“加入”减少了它深化与中方合作的缩手缩脚；对于俄方而言，习大大充分考虑到了普京在俄国内可能面临的“难处”，给足了普京面子。

更可喜的是，此峰会并非完全务虚。三国元首商定，选择适当时机，将峰会机制化和定期化。三国一致确认，将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俄方的跨欧亚大铁路、蒙方的“草原之路经济带”实现有机对结，共同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对中俄蒙三方而言，这是一项多边区域外交的共同成果，假以时日，有望形成中-俄-蒙战略犄角之势；对中方而言，中国北方边境战略方向和平合作的既有态势有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一点感想

即使局限在周边，整整一年的外交活动也难以尽数，笔者在梳理大小事件的过程中，有些感想，愿一并与读者分享。

第一，2014年的中国外交，明显呈现出由元首外交牵引，从周边外交发力，区域外交、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包括中国资本和中国项目大步走向世界，以及金融、货币、自贸等方面的突破）、高铁外交、技术外交、军事外交、互联互通外交、基础设施外交、装备外交、标准外交、并购外交、人文外交、气候外交、园区外交、党务外交、反腐外交等一系列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外交的共同发力、有机融合、互为依存之良好态势。

第二，注重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2014年习大大立足实现“中国梦”之国际战略视野登高望远，亲自出访全球18个国家（习大大主政两年多来，遍访欧洲、非洲、拉美、北美、中亚、东南亚、东亚、南亚、太洋洲、欧盟等30余国家和区域国际组织）。其访问强度、密度、频度为新中国外交史所罕有，单就去年一年，习大大在北京接待的外国元首、政府总理就超过30余位。其中的每一次出访和迎访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立足于大国外交的落子谋篇。

这足以体现13亿人口、5000年文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超凡气度、空前自信、务实心智与世界进行对话与互动。在对话与互动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影响世界发展，促进中国发展，为未来十年中国更为波澜壮阔的和平崛起营造新的国际腾挪空间。

第三，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正在有效推动21世纪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升级。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新、诚、惠、容”理念，以及建立于此理念之上的独立自主道路观，和平发展世界观，义利合一价值观，和谐共存秩序观，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认同，并正在全球范围形成呼应之势。

立足于以上“四观”，2014年的中国外交，注重于向世界展示和“推销”一个讲信义、重情意、扬正义、树道义的生机勃发之中华。

第四，外交的终极目标首先是服务于本国发展与进步。通过构建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发展新态势，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前36年形成的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南北失衡的现有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东西兼顾、南北协调、海陆平衡、多轮驱动的新发展格局。

2014年的中国外交，集意志、力量、资本、智慧、技巧、章法于一炉，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以上所言，受篇幅所限和目力所及难免挂一漏万。马年将逝、羊年将至。笔者深信，羊年的中国外交一定会更具看点，更值得总结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