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正是各地政府密集召开两会的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几乎集中在地方政府如何确定2016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就是我们常常关注的GDP数字。

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各地政府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疾病”——GDP“恐高症”。具体地说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避免谈高速发展，更忌讳谈高GDP。地方政府普遍变得很低调，很低姿态，以往那种高谈阔论，高举GDP大旗治理经济的模式已经很难看到。但是，这种低调、低态是否正常，是否真的符合地方发展实际，是否真正的表达社会和公众意愿值得引起关注。

据统计，大约有一半的省份降低了2016年的经济指标，有的甚至降低了两个百分点。这些改变对中国今年经济指标的最终确认将起到制衡（而不是平衡）作用。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指标时的数据，更要关切这些数据背后存在的现实和问题。

“体力不支”，难以为继

首先，有些地区在以往的高速发展当中，已经过度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现有资源匮乏或严重不足。特别是以煤炭、水泥等为龙头产品的省市，面临着重新组合生产力，寻找新的发展热点的巨大压力。在GDP指标下降较大的地区，正是我们常说的产能失衡、库存失序的“体能透支”省份。它们面临的是如何“调产能，整库存，激活力，创新机”的挑战。只有平安度过这个险滩，这些地区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一方面要冷静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困难时寻找有利商机，鼓舞士气。而鼓舞士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分析和发掘潜在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对暂时的困难。面对困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消极等待，等待上级给予各种政策；另外一种则是绝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升和发展地区竞争力，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样，在条件成熟时即可以毫不迟疑地转降为升。

南北有差，各有其因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省市对2016年的经济“热情指数”相比似乎是“北高南低”，给人的感觉是，北部地区的指标在“尽力而为”，而南方则是“留有余地”。例如天津的GDP确定为9%，北京由6.9%降为6.5%，而河北则由去年的6.8%提升为7%。由此可以确定京津冀地区在2016年将保持相对稳定。其实，在2015年，中国南方各省的经济完成指数均高于北方地区。湖南、湖北的增速达到8.6%和8.9%。而江西则高达9.1%。全国范围内除了新疆和西藏的增幅最为耀眼（分别高达11%和9.3%）之外，绝大多数省份的发展符合实地状况。但是，在设计2016年的经济指标时，各省不约而同地采取“向下看”的方式，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态度规划本地区的未来发展，因为这毕竟会影响波及未来三到五年的中长期发展能否稳定和持续。

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全局的影响至关重要，一度成为中央关注重点。东三省由原来的“优等生”退步为“后进生”，在经济发展上拉了全国的后腿，去年三省的经济指标不好看，人们期待东北三省能够重振当年“老大哥”雄风，带领全国的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令人欣慰的是，辽宁省在2016年的GDP指标定为6%，给严寒中的东北经济送来一股温和气息。气可鼓，不可泄。东三省压力重重，却前途光明。

“环境”“质量”，难成借口

有的地方在对待GDP问题上存在一些认识偏差，应当纠正。

例如，有人认为高GDP就一定不环保，一定不绿色。这种看法曾经左右了许多人的理念。所以，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把发展绿色经济和环保经济作为论述重点，也成为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的“绿色理由”。其实，把高GDP人为地和环保、绿色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缺乏科学根据。我们只有把高GDP和谐地与环境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做到既有高速发展，又保证了环境人文，是个双赢的发展模式。

其次，有的地方政府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误认为只要速度高了，发展的质量就一定低了。其实，“高速必然低质”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取决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应当是时刻保持统一和稳定的协调关系。在过去的高速发展中，的确有不少地方片面强调了速度，而忽略了对发展内涵质量的把控，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造成土壤、空气和食物诸方面的失调。

在如何协调速度与质量方面，中国已经学到更加科学的管理经验，这一对矛盾是可以得到平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