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哈贝马斯，《“政治性”：政治神学可疑遗产的理性意义》（2011），见曹卫东主编，《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274-275（以下简称《“政治性”》，随文注页码）。亦参哈贝马斯，《自主性的恐怖：英语世界中的施米   特》，见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67-180。

2  参见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见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55-176。

3  参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以前的自由》，前揭，页55。

4    Fritz Ringer，《韦伯学思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简惠美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3，页206-207。

5   结合当时的德国政治处境质疑韦伯的“国家”理解，并非仅有施米特。1931年，一位与康托洛维茨同姓的法学家（Hermann Kantorowicz，1877-1940）在伦敦大学做了关于“国家”概念的演讲。若将这篇讲演与韦伯的《以政治为业》对照阅读，定会有所收获。康特洛维茨，《国家的概念》，刊于黄涛主编，《良好的政治秩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宗教批判》，杨丽等译，黄瑞成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页59，15。

7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68（以下简称《霍布斯国家学说》，随文注页码）。

8 比较Eric L. Santner，The Royal Remains: The People's Two Bodies and the Endgames of Sovereign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页142-187。

9  参见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99-101。

10  Victoria Kahn，“Political Theology and Fiction in The King's Two Bodies”，见Representations，Vol. 106, No. 1（Spring 2009），页78；Horst Bredekamp，“Die zwei Körper von Thomas Hobbes' Leviathan”及Blandine Kriegel，“Kantorowicz und die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Staates”，见Wolfgang Ernst / Cornelia Vismann编，Geschichtskörper: zur Aktualität von Ernst H.Kantorowic，München：Fink，1998，页105-118，119-128。

11  施米特，《合法性问题》，见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前揭，页73-75。

12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2006），刘圣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17。比较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3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77。

14  参见戈尔迪，《<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语境》，收入布雷特/塔利等编，《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胡传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7-9。

15  比较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2008），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16  哈贝马斯，《“政治性”》，前揭，页271-272及注释8。

17  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页147-148。

18  Ernst H. Kantorowicz，Laudes Regiae: A Study 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6。关于此书论题的讨论，参见Sebastian Klotz，“Herrscherakklamation und serielle Musik. Zur Studie     über die laudes regiae von Ernst H. Kantorowicz und Manfred F. Bukofzer，Berkeley 1946”，刊于Wolfgang Ernst / Cornelia Vismann编，Geschichtskörper，前揭，页161-170。

19  佩特森，《此世的君王：<约翰启示录>解经及政治神学文稿》，谷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0  剑桥的两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家论及弗里德里希二世时，都没有提到他的西西里制宪和立法。参见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年至1450年》，下册，郭正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475-478，531–533。沃格林和奥特曼的政治思想史，则都    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辟有专章，并论及其制宪和立法：沃格林，《中世纪（至阿奎那）》，叶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55-172；Henning Ottmann，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as Mittelalter，前揭，页182-196。弗里德里希二世的      西西里制宪和立法的历史影响，参见K.Pennington，The Prince and the Law，1200-1600：Sovereignty and Rights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Berkeley，1993。

21  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222–223；沃格林，《晚期中世纪》，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87-99；亦参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3，页85-88。

22  沃格林，《晚期中世纪》，前揭，页77-81。

23  沃格林，《中世纪（至阿奎那）》，前揭，页155-162。

24  Anselm Haverkamp，“Stranger than Paradise. Dantes irdisches Paradies als Antidot politischer Theologie”，见Wolfgang Ernst / Cornelia Vismann编，Geschichtskörpe，前揭，页93-103。Jennifer R. Rust，“Political Theologies of the Corpus     Mysticum: Schmitt, Kantorowicz, and de Lubac”，见Graham Hammill / Julia Reinhard Lupton编，Political Theology and Early Modern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页102–123。

25  参见格奥尔格，《词语破碎之处：格奥尔格诗选》，前揭，页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