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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关键字: 刘小枫南海仲裁案历史史学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出版付梓之际,刘小枫教授传来专为本书所作的“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的汉译本前言,并独家授权观察者网首发。一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就是一部“征服世界的力量”时空交错史。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即日,我们全文刊发这篇前言。因为这种征服的力量从未止息,且一直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染指中国南海。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小枫教授在前言中提出的尖锐问题远远超出《地图集》的本身,为我们阅读这本西方最具权威的《地图集》提供了思考问题的重要线索。】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八月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一
1868年的冬季学期,瑞士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研究导论”的专题课程。从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为刚刚形成不到半个世纪的史学专业开设的。可是,布克哈特开讲就宣称,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专业]史学家”,而是“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培养这种能力”。布克哈特告诉学生们,如今“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即使一个非常小的个别问题,也可能已经有若干专著研究过”。投身史学专业,就得准备为澄清某个很小的历史事实耗费数年时间。在19世纪的大学,所有传统学问都在走向高度“专业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在布克哈特看来,大学的专业化训练并非是为了让学生今后“以所学专业为终身职业”,而是为了让年轻的灵魂学会如何聚精会神地获取知识,“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格”。布克哈特告诫说,任何学科的专业化都有一个危险:让人忘记学科训练仅仅是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种途径。布克哈特所谓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不让报纸和小说”——如今我们得说媒体网文——荒废自己的精神。[1]
布克哈特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教诲明确针对当时正在形成世界趋势的现代民主文化。他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世界史课程时说道:
普遍民主作为一种懵懂的冲动,从法国革命及其对人性本善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喷发出来,涌动于各个民族的里里外外。随之出现的是显著的同质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普选的形式得到了君相们本人的承认,普选可被扩展为对几乎任何事情的公投。[2]
民主文化让“几乎任何事情”诉诸公投不仅荒谬,而且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已然丧失精神自由。毕竟,涉及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品质或优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获得解决。布克哈特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质就是“日常无聊”。在商业民主化的时代,大学教育固然史无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学不可能让大学生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即便设立通识教育课程也无济于事。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导论”就是如今的通识课,但他心里清楚,并非每个被迫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都天生具有“超脱日常无聊”的意愿。何况,民主化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教师很难具有讲授通识课程的资质和能力。毕竟,学科专业化的所谓学术规范一直在摧毁热爱智慧的情趣,让年轻的头脑因长时间“过分专注地研究”某个“内容单调且索然无味的”课题过早患上“脑瘫”(《沉思》,页16-17)。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为何要在巴塞尔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门课程,而且不是为史学专业的学生开呢?在布克哈特看来,已然形成世界趋势的民主文化是一个不祥的趋势,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处境,如果现代的大学还不至于敢公然背弃人类古典文明关于教育的传统定义,即让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获得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精神状态具有明辨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的认识能力,就应该让大学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历史。布克哈特觉得,既然作为大学教师自己总得开设某种课程,就不如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类通识教育式课程。他相信,与其给年轻的大学生灌输民主的自由权利意识,不如让他们学会“审视过去”——他用“观察”来命名这种精神活动,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观察世界史获得“普遍的和历史的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撇开个人的和暂时的担忧和顾虑”去了解处于变化中的人类状况,而且会使得天素优秀的年轻灵魂超逾平庸“向高处攀登”。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世上的多数人其实是“在最为简单的平民生活中度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普遍民主观念出现以后,史学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来看待历史。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民主观念推崇的这种“观察和推理”方式进入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导致了“听觉上的巨大混乱”。布克哈特非常自觉地要让自己的史学通识课抵制这种平民“眼光”的史学,让史学保持其古典品格:historia vitae magistra[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含义是,热爱智慧的人通过认识过去让自己变得明智。因此,布克哈特说,世界史的“观察对我们意味着自由”。[3]
1870年冬季学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讲授“历史研究导论”课,刚刚获得巴塞尔大学古典学系教席的26岁年轻人尼采也坐在讲台下面听讲——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尼采都称布克哈特是“伟大的教师”。[4]
二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而且与商业行为相关。1729年10月,伦敦的8位书商和印制商在《编年月刊》(Monthly 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联名签署的图书征订广告:即将出版一部名为《普遍历史:自最早的时代叙述到当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的史书,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出版。征订广告称,《编年月刊》将先以连载方式刊发这部《普遍历史》,然后结集成书。不过,书商们没能做到按月连载,拖拖拉拉差不多15年后(1744),“古代部分”(the Ancient Part)才杀青。毕竟,那个时候的大学还没有史学专业,撰写这部史书的并非是某些个史学家,而是书商为了赚钱找来的几位业余写手,其中两位曾因在报纸上胡编乱造“史话”以impostor [骗子]闻名——主要写手之一是个浪迹伦敦的法国人,他用笔名普萨尔马纳扎(George Psalmanazar,1679–1763)经常给报纸写文章。为了在传媒出名,他在25岁那年就剽窃荷兰传教士的回忆录编造过一本关于中国台湾的书,慌称自己原籍台湾,其父是在台湾传教的荷兰传教士……尽管如此,《编年月刊》上连载的这部《普遍历史》很快开始风靡欧洲:1732年,法国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1734年,意大利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德意志的书商则在1745年直接翻译“古代部分”合订本——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和吉本都采纳过其中的“史料”。[5]随着贸易和自然科学双双快速发展,欧洲智识人渴望全面认识世界。
英国书商组织写手编撰这部世界史并非为了搞启蒙,毋宁说,这一商业行为既反映的是英格兰王国崛起时的需要,也反映了18世纪新知识状况的需要。现代中国知识人以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的英国。何维尔(William Howell)的《通史要义》(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1680)和拉莱夫(Walter 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702)尽管相当粗疏,在当时却颇为风行。由于这两部通史仍然以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为主,涵盖面不足,采用同时代的编年史和地理学的新材料也不多,书商们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历史》销量必定可观。毕竟,随着国力上升,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大增。据统计,截至1730年,以征订方式在英国出版的专书有388种,其中128种涉及历史。夏克福德(S. Shuckford)的《圣和俗的世界史》(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 World,1728),以及斯潘海姆(F.Spanheim)的《编年史和圣史导引》(Introductio ad chronologiam, et historiam sacram,1727)销路颇佳,让书商深受启发。[6] 我们难免想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力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各路书商及其编辑构想层出不穷——如今轮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学功夫并不在于知道世界历史的史事,而在于认识和解释史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阐述现代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高材生杜尔哥(1727- 1781)雄心勃勃,23岁那年(1750)写下了堪称划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将自己关于俗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histoire universelle)的思考与政治地理学结合起来。他提出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7]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史的发展线索是: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将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即所有人将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人类道德从义务变成权利这一精神进步的推动力。[8]可以设想,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纂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的会是,原初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9]直到今天,好些世界历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纂的。[10]
1753年,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出版,史称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专著——毕竟,英国书商搞的《普遍历史》的“现代部分”(the Modern Part)在1759年开始连载,直到1768才连载完。十年后(1763),伏尔泰又为自己的这部“普遍历史”添加了长达两百页的题为“历史哲学”的“导言”,据说因此获得了发明“历史哲学”这个语词的思想史声誉。[11]
伏尔泰的世界史叙述“八卦”说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历史哲学”看起来也委实不够哲学。接下来具有影响力的普遍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非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莫属。[12]黑格尔的世界史从“自由理念”的朦胧状态开始,把现代的公民社会式国家的形成视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实证史学出现之后,史学家大多蔑视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哲学,认为它只有“观念”,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史料”。其实,黑格尔提出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史划分”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使得启蒙主义的“进步论”史观更为明晰,为好些实证史学家的世界史叙述提供了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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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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