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这表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要扎实推进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实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第一步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步骤是综合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基础形势做出的既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又积极有为的战略部署，将规定具体的方针政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首次将“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为经济建设目标：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21.86倍，翻了四翻多。

十五大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分为了三步，并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尤其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九大将第二个百年目标细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具体明确了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

中国发展，一直在稳扎稳打。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更是开创性地对接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理论创新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系统阐释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一般性的学理内涵，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结合反映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的禀赋结构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依据，即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三个基本点”则是一个国家由其禀赋结构所客观决定的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其结合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一个国家的具体社会形态，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就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反观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作为理想的现代化目标。在其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反映的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由其禀赋结构所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或改革的问题，同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不同的结构状态下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党历来都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详细地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关键环节与薄弱环节。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讲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现代化伟业能否如期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从五个方面侧重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

第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持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我们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第三，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第四，协调发展是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第五，对外开放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新结构经济学阐释

党的十九大已明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往各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普遍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是把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合理增速对立起来，其二是把高质量发展狭隘化而没有置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包含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了如期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合理增速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情况作说明时就明确提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要求2021年至2035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4.7%左右，未来十五年也具备这样的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禀赋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变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的提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强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框架。因此，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要有新发展理念与之适应。

在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同时，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也随之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如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18.5%）和经济结构升级（如可贸易性低的服务业比重上升，2015年就超过了50%），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决定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日益明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的体现，也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因此，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教育、科技、人才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人航小学生走进中国科学研究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地面主课堂，参与“天宫课堂”第三次开讲活动。（图片来源：RDFZHTC）

在十四亿多人口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三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缩小差距、领先突破、自立自强），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首要任务上率先取得突破。

在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后来者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收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与欧美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差距就代表潜力，就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即使存在引进障碍但追赶路线也是明确的，这种类型的创新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迅速的追赶，而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禀赋条件已经具备了高质量追赶的比较优势。

发挥后来者优势的关键在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换道超车优势实现领先突破。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和数据资源开发的新经济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拥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产业、应用场景广，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我国独角兽企业大量涌现与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就是例证。

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的测算，截止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38.6%。换道超车优势的关键在于人才强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自立自强，解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保障国家发展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优先发展解决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美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面对美国“卡脖子”和战略抑制的问题也不用太悲观，关键还是要保持我们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定力。我国在2020-2035年还有年均约8%的增长潜力，如能实现年均5%-6%的增长，那么到2035年就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35-2050年，我国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实现4%的增长，那么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规模为美国的两倍，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三市五省”的人均GDP、经济规模、产业、技术水平都与美国水平相当，美国不再有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达到新的平衡。

事实上，2020年以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这三极引领的7个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沿海省份合计的经济体量已超过全国的40%，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都这四个高质量增长极引领的35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省会与副省级城市合计的经济体量也超过了全国40%，目前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深圳人才公园、中国华润大厦等建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自身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及1千元，大约有6亿人。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农民工群体和少部分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现阶段我国还有超过5亿农村人口，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就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合计超过60%，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0%，宁夏、新疆、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吉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5%，在19个城市群（含40个都市圈）之外的偏远地区还有超过3.5亿人口。

乡村振兴、民生就业、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薄弱环节，也是全面现代化的潜力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现阶段也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高质量增长极率先实现现代化为牵引协调推动各个地区的现代化，确保全国各地同步到二0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20多年前曾经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一文中就提出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我们向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寻求理论借鉴，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上得到一定启示，受到某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能够在我们已经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期盼，我们期望着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能够‘花开枝头’、‘红杏出墙’！”

新结构经济学就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验，通过自主理论创新建立一门关于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的一般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往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方向的一个初步努力，并且已经得到其他一些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借鉴并取得成效，实现了“红杏出墙”。我们要加快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两大任务，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首发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