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方法可以核验这种陈述的经济正确性，那就是考察劳动生产率在低收入国家的表现，在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也许是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

分析其究竟，是因为贫穷的经济体往往只有有限的国内需求，它会依赖出口来扩大其产品的市场规模，并赚取外汇来支付它的进口消费。

因此，这种必然“开放”的经济可以以两种方式促进人均消费的增长：第一，进口更多，同时不增加出口——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有钱支付额外的进口(借款)；第二，获得更有利于他们的出口价格，这样就不需要借钱来支付额外进口的成本。

要想实施第一个方案，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储备和优良的信誉来支付额外的成本，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贷款毕竟是需要偿还的。第二个方案最现实，但是，这意味着非洲国家能够说服外国人对他们的出口货物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这只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即生产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理解贸易条件的重要性。（2）

因此，读到关于贫穷国家生产率低下，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经济体的差距在扩大这些标题醒目的文章，总让人心生不安。例如，据估计，拉丁美洲的TFP相对美国的平均总生产率的比值为0.76(Pagés， 2010)。

换句话说，如果它使用的是在美国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那么它将生产出大约为美国四分之三的产出。不仅如此，近几十年来，拉丁美洲的TFP相对美国一直在下滑，1960—2007年间，在该地区只有四个国家(巴西、智利、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成功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Powell，2013)。

1955年，拉丁美洲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8%。而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是19%。核算结果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拉丁美洲经济缓慢的生产率增长，是导致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Busso et al.，2012)。

Etounga-Manguelle(1991)引证了世界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并讽刺地评论道，非洲的数据缺失对这块大陆的尊严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但是，发展中地区的低生产率可以讲出各种故事，有些是极具误导性并被错误诠释的。海宇是一位中国商界的女强人，她于2012年成功运作了一次搬迁，将一家大型皮革制造公司从她的祖国搬到了埃塞俄比亚——世界上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

在过来建厂之前，她所听到的关于非洲工人的描述经常是“懒惰的”。她说，她的埃塞俄比亚员工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工人一样，只要规则和激励机制到位，明确他们的责任，保障他们的权利，就都是很敬业的。

中国女商人海宇在清华门前

她在两年内建立了一个拥有3500名员工的工厂，富有竞争力地将女式时装鞋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只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当地工人的生产率就达到了他们中国同行的80%。（3）

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非洲国家似乎表现出了全球最低的生产率和最弱的竞争力。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对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排除投资环境质量这个因素的影响，平均而言，相比东亚、东欧和中亚以及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司效率更高(Dinh and Clarke，2012)。如果没有控制任何变量，非洲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地方似乎都要低。

然而，通过明确控制了基础设施、法律法规、贷款可行性以及其他政治和地理差异的详细分析，研究发现非洲企业的平均表现是优于其他地区的(Harrison et al.，2014)。

细致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一个微妙的现实，那就是在贫穷的国家里，企业层面的人均产出与热门话题所谈论的总生产率数据似乎是脱节的。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并不代表工人的文化习惯或他们努力工作的决心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技术水平提高或者人均资本上升，生产率也会提高。不仅在美国和挪威等高收入国家是这样，在玻利维亚、布隆迪或者不丹这些国家，这也是事实。

除了这种标准分解方法之外，我们还必须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补充作用。20世纪，由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是互为补充的，因此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可以使物质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

随着更好、更先进的技术在经济中得以推广，不同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工人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和实施的教育政策重新安排在各种生产岗位，这也会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研究人员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观察发现，受过良好教育和高技能工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变化使美国普通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发生了转变，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Goldin and Katz(2008)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例如，整个20世纪，除了在40年代有一个短暂的下滑之外，对高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相对于低教育水平的工人是稳步增加的。

在供给方面，他们观察到，劳动力教育程度分布的变化来自两方面——在美国得到教育的工人和受到不同层次教育后移居到美国的工人。

当对高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增长超过了供给增长时，不同教育水平工人的收入差距会增大，例如在那些拥有大学学历和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之间，或者在从事要求高技能的岗位和要求较低学历的岗位的工人之间。（4）

因此，总生产率的提升通常是由企业的生产流程改善、产品升级或机器更新所驱动的，另外，也受到在人力资本、创新发明、研究与开发(R&D)这些方面的投资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TFP增长缓慢可能是由于那些阻止新商务模式扩散和实施、妨碍新技术采用的障碍所导致的结果(Parente and Prescott， 2002)。

此外，一些政策失败和市场失灵可能导致在市场中的企业的错误选择，以及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扭曲，致使一些政策和市场失灵，这也可能是TFP增长缓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些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事实上也会由于这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就足以使TFP降低(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

因此，如果没有考虑教育和人口动态因素的影响，低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水平会比在高收入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要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在发展学的文献中，很多经常被提出的低收入国家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比如，物质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和吸纳能力的孱羸、生产率水平的低下)通常都是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其根源。

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启动时就拥有了“适当”数量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样，文化主义者所提出的经济表现解释也经不起实证和历史的检验。经济的起飞和减贫进程已经在具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和行政议程的国家中发生着。这就引出了围绕制度和金融发展概念的另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些因素便是下一章中我们要讨论的。

注释：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unnar Myrdal(1968)发表了对亚洲经济未来的悲观评价。在此两年前，Chenery and Strout (1966)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全球增长预测，其中甚至没有包含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为它们被认为太微不足道。同时，他们的研究预示着斯里兰卡和印度将会在中期展现出巨大的经济前景。然而，就在1980年——还不到15年后——城市国家新加坡以250万人口却创造出了超过当时7亿人口的印度的出口额。

（2）：讲述同一个故事还有一种更系统的方式，因为它依赖于代数，所以更受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这些广为流行和接受的模型,是Dornbusch(1988)为研究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而开发的，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生活水平(SL)被定义为通过一个小时的工作所产生的收入的购买力。劳动生产率被定义为每小时工作的产出(α)。国内产出价格记为P,消费者价格指数记为Q，工作一小时的购买力是SL=αP/Q。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国内价格和进口价格的乘积。假设它是一个指数加权平均,Q=P1-bx(P*)b,其中1-b是国内商品的支出份额。代入前一个方程中,就会得到SL=α(P/P*)b。

这个公式展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每小时产出便会增加消费,消费可以是在国外的交易也可以是在国内的消费)。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更好的贸易条件,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它出售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购买进口产品的价格(P/P*)增加了,那么它的实际收入便提高了。

（3）：参见《2014非洲转型报告》(2014 African Transformation Report),第83页。

（4）：这种动态趋势可能对不同类别的工人的需求和他们的收入产生深远的影响。据Goldin and Katz(2008)观察,20世纪美国较高技能工人的收入相对较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形成了一个U形图案,在上半个世纪是下降的趋势,而在下半个世纪转为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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