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美国宪法，其实是一个“非法”的宪法。实际上代表们只是被授权修改邦联条例，而非制定一个新宪法，其后1788年的批准程序也只有9个州参与，而非修改邦联条例所需要的13个州一致同意。但是，恐怕以上因素都不能作为美国宪法不合法，人民意愿不能充分反映的理由。同理，如果《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组织法符合民意，那么这种法定授权也符合民意。

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 人 、副主席6人 、委员56人 ，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1人组成 ，党外副主席3人，党外人士共27人。

进一步，如果需要一个法律程序的追认，那么需要注意，明确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五四宪法”，是通过乡村一层一层的民意讨论而出来的，在程序上也符合代议制基本原则。“五四宪法”制定的过程和结果都充分发挥了民意，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工农为主体的）民意和投票的充分认可。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法律不符合法理呢？

最后，关于发言人指出的，“现代行政规章和命令能不能规定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重要的财产和生命权利”，评议人还是以美国为例：

2013年1月16日，奥巴马总统曾签署附有23个条款的控枪行政命令，绕过国会对枪支的使用进行限制。此举被称为是近20年来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控枪方案。同年5月9日，奥巴马再次就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新增政府数据都向公众开放，并支持计算机可识别的查询方式。由此可知，行政命令乃是美国总统贯彻其法定权力的重要手段，且涉及的内容可能会给普通公众带来显著影响。

针对同一场讨论的另一篇文章，涉及土改的暴力与造成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该评议人只简单提出一点疑问：先有1946年地主还乡团和国军的暴力镇压，后才有革命的暴力回击。换言之，当还乡团动了手沾了血，还乡团与贫下中农或者跟共产党走的农民，已经是分裂了。对待反革命的暴力，革命力量需要用暴力对待暴力，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复仇。

———————高能结束分割线———————

第二天进行的两场讨论同样非常有趣。

第四场专题讨论涉及的学科是人类学与文学。来自重大高研院孙旭做了题为《“土改”中的民族文化制力》的发言，这份研究报告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以贵州东南部黎平县侗族地区土改为例，谈到了相对于老区土改集中于汉人地区，新区土改扩大到中国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因而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多民族分布、纵式的阶序性民族关系、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地方组织和内部人群关系等多方面因素，都影响着土改的实践和此后的地区治理。

第五场专题讨论为“跨国视野下的土改”，两位来自越南的学者都谈到了越南学习中国土改的历史经验和偏差。如同本场评议人所言，说修正史学在越南占据主流也不为过。当然，一方面由于笔者知识不足不敢妄言；另一方面，两位越南学者都精通中文，始终能保持联系，笔者希望将来有机会对他们进行一个访谈，更具体地来谈论中越土改的对比等问题，本文就不费更多笔墨了。

在最后的圆桌会议上，十余位学者进一步展开论述（或辩论），中山大学哲学吴重庆教授与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吴重庆教授认为抨击土改暴力是一个脱离历史语境的伪命题，首先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从后往前”地去看待历史，革命时期有暴力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看，中共从没有根据地到有根据地，从“在野党”到局部执政党到执政党，如果“从前往后”看，那么暴力实际上是控制得越来越好的。罗岗教授则指出了史学研究过分沉溺于材料的挖掘，而丧失了对于材料的解释能力这一危机，应该更强调视野、方法和理论的重要性。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还是会议主办者的总结，本次会议着眼于“文明与革命”，然而两天的论文或发言中，从“文明”层面谈论土改的依然涉猎甚少，确实是一个遗憾。在今天，从更“功利”的角度来看，土改的合法性早就不言而喻，从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解决资本极度稀缺的障碍、重塑基层、提高劳动力、组织税收等方面，土改以及中国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早有不少相关研究和论证。这固然极其重要，然而土改、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是否仅止于此，是否能够并应该上升到“文明”的层面来考察，这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抱怨的分割线———————

因为要赶飞机回上海，非常遗憾错过了会议安排的晚宴火锅……不过重大高研院举办的学术会议的质量，特别是该院年轻学者们的学术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给参会的众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今后一定还有机会补上这顿火锅参与更多学术会议。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