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燕】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 近期发布的报告《偿债高峰：中国的全球借贷》（作者莱利·杜克）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路透社、《卫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援引其中观点。然而这份报告通过选择性事实构建出扭曲的图景，对中国海外融资传递出严重偏见。要真正理解中国发展融资对全球南方的贡献，并寻求解决低收入国家债务危机的有效方案，必须还原事实全貌。

英国卫报炒作所谓中国的“债务陷阱”问题

多边开发银行和私人债券才是最大的债权人

杜克在报告中提出三个核心论点。其一是关于中国“超额”收取债务偿还的指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偿债对象，2025年将占此类支付总额的30%以上”。这种失衡比例源于“中国在53个国家是最大双边债权国，在四分之三发展中国家位列前五。截至2023年，中国持有发展中国家26%的双边外债，在最贫困脆弱经济体的占比超过一半”（原文强调）。杜克由此断言中国“对最贫困脆弱经济体的债务可持续性拥有过度影响力”。

这种基于片面数据的指控实属谬误。

首先，仅聚焦“双边”债务将导致误判。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多边开发银行才是最大债权人（占其公共及公共担保债务的51%）；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债权方则是私人债券持有者和商业贷款机构（占比高达58%）。双边贷款在两类国家债务占比分别为30%和12%，其中巴黎俱乐部成员近二十年来持续收缩双边贷款规模，2023年占比已降至11%和6%。中国作为积极的双边贷款方，在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公共担保债务存量中分别占13%和5%，体量虽显著但绝非主导。

就2024-2027年本息偿付流向而言，多边机构将获得低收入国家50%的偿债资金，私人债权人将收取新兴市场约60%的还款。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两类国家偿债总额中占比分别为21%和2%。

杜克刻意强调中国预计收取220亿美元偿债额（超过巴黎俱乐部总和），却绝口不提这规模远逊于多边机构和私人债权方，更回避了中国并非最大债权主体的事实。中国在双边贷款领域的存在感，恰恰反衬出巴黎俱乐部近二十年来在发展融资领域的持续衰退。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融资始终响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2000至2021年间，中国向140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800笔赠款和贷款（总价值825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持了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发电站和通信系统在内的大型基建项目，有效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基础设施瓶颈、扩大工业生产、改善贸易规模与结构、提升财政收入能力。

大量研究证实了中国发展融资的积极效应：阿克塞尔·德雷尔团队2021年的权威研究显示，中国融资承诺可使受援国在项目落地两年内实现0.41%至1.49%的额外经济增长，而世界银行援助则未显现出同等显著效果。

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图为肯尼亚蒙内铁路的乘务员。

中国融资条款不仅优惠，且不附加政治条件。莫里斯、帕克斯和加德纳2020年对28国2000-2014年间借贷数据的系统研究发现：在加权平均利率方面，中国为3.11%，低于私人债权方的5.71%，但高于世行的1.21%；贷款期限方面，中国平均17.1年，介于世行25.6年与私人债权方10.2年之间；

宽限期设置上，中国平均5.3年，短于世行9年但长于私人债权方的6.8年；贷款优惠度指标显示，中国为15.24%，虽不及世行43.03%的优惠水平，但显著优于私人债权方的零优惠。这清晰表明中国发展融资致力于在可承受成本下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

随着双边贷款萎缩及世行/IMF附带苛刻条件的贷款吸引力下降，越来越多国家转向债券市场与商业贷款。但私人债权人系统性高估主权风险并收取超额风险溢价：2022年24国主权债券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即便在2024年美国降息背景下仍有17国突破该阈值。

当前债市环境下，40国的借贷利率已高于名义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即便停止新增借贷，其债务/GDP比率仍将持续恶化。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加息周期不仅直接推高偿债成本，更引发发展中国家货币普遍贬值——这些才是杜克所谓“偿债海啸”的真正推手。

中国正在实施“净抽血”，事实恰好相反

杜克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声称，中国不仅从发展中国家收取巨额偿债资金，且已停止向除少数邻国和资源富集国之外的国家提供发展融资，暗示中国正在实施“净抽血”。但事实与此大相径庭。

“一带一路”倡议初期（2013-2017年），中国年均发展融资承诺额达1170亿美元，远超美国的406亿美元，两者比例接近3:1。即便在2016年贷款峰值过后，2021年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官方资金流动仍达790亿美元，超过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最高者不足610亿美元），甚至比世界银行（最大多边贷款机构）720亿美元的年度融资规模更高。近年来中国海外融资模式的演变，恰恰体现了对受援国需求、中国国情及优先事项的综合考量。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经历十年大规模贷款后，当前重点已转向“小而美”“小而智”项目。中方金融机构充分利用既有基础设施基础，重点支持商业可行性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并广受好评地转向环境社会治理（ESG）领域。

此外，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通过银团贷款和多边化运作分散风险，强化债务管理与项目监督。中国企业也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在对象国建设电动汽车、电池、电子设备、服装等生产基地。这些举措表明，中国将持续创新融资方式，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需求，实现互利共赢。

《卫报》援引杜克报告时以老挝为例，试图佐证所谓“中国融资导致不可行项目并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挝恰恰是破解这一谬误的最佳案例。

首先，开发能源产业是老挝政府主动提出的发展战略，旨在利用本国资源禀赋通过水电出口创收。中国是应老方倡议提供支持，而非强加项目。2003年，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与老挝政府签署南芒3水电站二期供应商信贷协议，贷款条件为：2%利率、15年期限、3年宽限期。

另据《亚洲时报》报道，中老铁路项目60亿美元贷款的利率仅2.3%，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含5年宽限期和35年还款期。这些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中国以优惠贷款支持具有重大发展潜力基建项目的诚意。

中国为缓解债务危机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杜克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声称中国在“国内追债压力”与“债务重组外交需求”间陷入两难，暗示中国在解决债务问题上消极被动。这种论断完全背离事实。

首先，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债务重组：在多边层面，中国主动加入G20共同框架，暂停收取45亿美元偿债款——虽然中国债权仅占符合条件国家总债务的30%，却贡献了63%的偿债暂停额度；在双边层面，2000至2021年间中国向20个债务国提供了128笔总额2400亿美元的纾困贷款（Horn等2023年数据）。

中国是G20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

根据全球金融安全网追踪系统（GFSN）统计，中国人民银行已与40多国建立货币互换协议，当前可用流动性支持达3816亿美元。此外，中国参与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区域机制，又为全球金融安全网新增3400亿美元流动性（Mühlich等2023年数据）。

其次，现行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存在效率与公平双重缺陷。中国正积极推动改革进程——特别是“可比待遇条款”的修订，这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为提升债务减免实效。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占低收入国家外债的显著比重，中国坚持多边机构应接受减记以实质性减轻债务国负担；私人债权人既然通过高利率补偿了违约风险，理当承担更大比例的债务减免。

虽然为加速进程中国暂缓了对多边机构减记的要求，但历史证明多边机构减记可行（如2007年利比亚债务解决方案），且不会动摇其优先债权人地位。只要成员国愿意补充资本金或优化可赎回资本使用（美国财政部2024年建议），债务减免未必影响多边机构信用评级。

反观私人债权人，在G20缓债倡议（DSSI）实施期间（2020年5月至2021年6月），其暂停偿债额仅占总量的0.2%，却收取了149亿美元（占偿债总额40.9%），这种“搭便车”行为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虽仅占46个参与国总债务的30%，却承担了63%的缓债额度。

中国主张以“偿债暂停+再融资”为主，而非直接减记的债务重组方式，基于两大考量：从实操层面看，当多数债权人要求债务国以现金支付换取减记时，反而会加剧流动性危机；综合运用缓债、再融资与部分减记的“组合拳”更为可取。

从根本理念看，中国坚信发展融资终将产生可持续回报——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需要培育期，必须用“耐心资本”支撑。随着“一带一路”项目陆续结束宽限期（2013年启动至今已逾十年），许多基建项目尚未实现收益，此时各国最需要的是衔接偿债与创收窗口期的再融资方案。本质上，中国主张债务应投向能创造现金流的生产性资产，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全球南方债务危机确实紧迫且严峻。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所言：“当前危机不是债务违约危机，而是发展违约危机。”破解困局需要理性认知危机根源并寻求有效方案。将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提供生产性发展融资，这种扭曲叙事无助于问题解决。

中国始终以优惠条件提供发展融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持续实施债务减免。尽管中国方案与巴黎俱乐部等传统债权方存在差异，但为缓解债务危机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当前亟需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迅速行动，凝聚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共同构建公平高效的债务解决机制。在此过程中，污名化中国为“全球南方抽血者”的论调，既荒谬无据更破坏合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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