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不多的现实主义电影佳作中，《我不是药神》是尤为特别的一部。它唤起了我们对生死疲劳的感慨，更敦促着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艺术和现实中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让我们从影片中面目可憎的药企说起。

《我不是药神》热映后，诸多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下意识反应不是哀民生之多艰，而是忙不迭地讨论“《我不是药神》错在哪里”，为跨国药企“辩诬”。很多人说，如今开发新药的平均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如果不让药企在专利保护期内以高昂的价格销售药品，药企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失去研发动力，最终导致大家都没有新药可用。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识产权”的逻辑，也是资本运作的逻辑。资本是逐利的，对利润高的产业更有敏锐的嗅觉。《我不是药神》中的“诺瓦公司”的原型是诺华集团，世界三大药企之一，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2016年，诺华集团销售额为510亿美元，利润为177亿美元，净利润率高达34.7%。对比一下，苹果公司当年净利润率不过21%，甚至高通都比不上诺华。

生命是最大的刚需，没有什么比疾病更能让人倾其所有。因此，一种新药，尤其是能够治疗绝症的“神药”，无疑能够成为钱景最好的商品。药企挣得盆满钵满，患者保住了千金难买的生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但是，千金难买的生命遇上千金难买的药品，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

资本以自我增值为本能，对利润的追求没有止境。诺华集团的格列卫从2001年开始销售，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40亿美元，除去研发经费、生产成本和分销利益，净利润仍有数百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人因为高昂的药价倾家荡产，多少人因为吃不起药而心怀不甘地死去，在诺华集团光鲜的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到的。“利润”和“暴利”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

诺华的辩护士们说，公司需要这些利润来研发新药，以便在格列卫专利到期后维持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福更多的人。且不说其研发费用仅仅是利润的一半甚至更少，即便诺华成功地实现了“扩大再生产”，那时的情况仍会是，一方面某些疾病不再是绝症或能够得到彻底治愈，另一方面许多患者因为新药的天价而徘徊在贫困和死亡的边缘。科技的进步，仍然不会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类的福祉。

而从长时段来看，药企的说辞更加站不住脚。作为人类征讨癌症的重大突破，格列卫并不是诺华从平地建起的高楼。没有十九世纪末以来几代科学家对癌症发生机制的不懈研究，这种起死回生的新药根本不可能出现。

就格列卫而言，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Peter Nowell和David Hungerford指出慢粒白血病与染色体变异存在关系，1973年芝加哥大学的Janet Davidson Rowley发现费城染色体易位机制，1980年代多位科学家证明bcr-abl酪氨酸激酶是致病元凶，为格列卫的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导工作，而他们都不是诺华的雇员，而是大多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高校科研工作者。

到了寻找激酶抑制剂这个环节，诺华才粉墨登场，而这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即便如此，领导抑制剂研发的关键人物也不是诺华自己的研究人员，而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Brian J. Druker博士。对于这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来说，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为药企的摇钱树，这让他们深受困扰。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科学家言：不要滥用专利》（Don’t abuse patents: scientists）的开头，Druker这样写道：

“在最近关于专利、药价和基本药物获取途径的争论中，科学家、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资源以及参与医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经常遭到忽略。”

他表示，科学家投身医学事业，大多是为了通过自己的研究帮助病人，而诺华在全球天价售卖格列卫，让他和同事们感到非常难受。“投资药物研发的药企应该得到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滥用排他权利，定出天价，并为细微改动申请专利，延续垄断价格。这有违专利体系精神，也缺乏正当性，因为是公共部门持续数十年的投资使这些药物的发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