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这一时冲动的同人，最后能够盖过所有其它认真写设定的同行，我倒觉得不难解释：毕竟，谁不喜欢更加激烈的冲突与剧情呢？就算是刚刚还这么辛苦为刘公正名的我，如果真开了一本穿到成化年间的书，如果真写到了刘大夏的剧情，那我会怎么选择？是会选择在刘大夏离开后从落满灰的仓库里把书再翻出来的世界线？还是会选择神兵天降，救下海图与未来的世界线？

显然是后者啊，与爽比起来，考证重要吗？！

……更何况，郑和海图，确乎是没有流传到后世的。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大致证明了刘大夏的清白，他并没有烧却那些珍贵的海图，他只是在某个时间点藏起了这些海图，并因此而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不过，是这样吗？

作为官至尚书的重臣，同时也称得上一代名臣，刘大夏《明史》有传，从他乡试出仕，一直记录到归家而卒，生平事迹，一一录之，却唯独没有关于郑和海图的这部分！

要知道，这是明代啊，士人以廷杖为荣的明代！清流们点开了所有蹭热点的技能树，刷满了所有骗声望天赋的明代！刘大夏的这起事迹，如此典型，足以让任何以“直臣”、“铮臣”为标志的士人喜出望外，将之奉为生平亮点，可偏偏，在收入国史的传记当中，却没有这件事情？

也许，是资料丢了？毕竟，明清之际，战火交加，许多典籍从此永绝，到了清人修明史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可复得，也是说得过去的。

然而，我们上面曾经提到过史洁珵、宋宗元这两个名字，史洁珵于康熙年间作《德育宝鉴》，宋宗元于乾隆年间作《正经》，两书中皆录有刘大夏匿海图事，而且还都是详细到了预言他必将当上兵部尚书的版本。两者时代一前一后，正好覆盖了《明史》修撰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讲，修书者没有见到这条资料，是说不过去的。

实际上，在记录刘大夏生平的典籍资料中，没有提到郑和海图事的并非孤例，比如说：

林俊，成化年间铮臣，以“死谏惊天变”而留名史籍，他是刘大夏的同事和好友，并在刘大夏死后，为他作了墓志铭，在这篇碑文中，回顾了刘大夏的生平事业，却完全没有提到郑和海图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细看全文，我们会发现，《刘公神道碑文》与《明史*刘大夏传》的共同点可远远不止无视郑和事情这一处……比如说：

这里的纪录写的相当简略，但与《明史》对照，就能看的比较清楚了。

刘大夏少年成名，科场早达，很年轻的时候便为庶吉士，成了储相之选。他的履历起于兵部，先作国防部档案司一处处长，再任国防部档案司司长，在司长的位子上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还是成化早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权阉中，以汪直（没错，就是他，与方应物内外勾结的“死太监”！）最为耀眼。和明清时期的大多数权阉不同，汪直的风格很唐宋：他好武事，也确有边功。

这一天，汪直听说越南和老挝打仗，还打输了，就向皇帝进言说：安南之地，秦人辟之，汉人复之，唐设交管，宋伐升龙，就是本朝，也有张国公南征伟绩。如今圣天子在上，他们国中生乱，我们应该趁机去打回来，打下来后，把不听话的人小脚趾砍掉，从此以后，就没有交趾，只有交州！

皇帝说，好！汪直就趾高气扬的来到兵部，要调取永乐年间对安南用兵的纪录，以作参考。可刘大夏坚决的把档案扣了起来，就是不给，还说服了当时的兵部尚书，终于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以上，便是刘大夏藏匿安南档案的完整事迹，

从上面两则记录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刘大夏不止藏过（或烧过）郑和的海图，还藏过征安南的档案，而在资料取舍上，《明史》的修编者们沿续了林俊的选择：舍郑和事件，而取安南事件。是吗？

这样说，对，但也不全对，因为，翻检更多史籍，我们会发现，《明史》的取舍并不只是和林俊相同，还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相同，和尹首衡的《明史窃》相同，和邓元锡的《皇明书》相同，和袁衮的《皇明辅世编》相同，和傅维麟的《明书》、徐乾学的《明史列传》，和王世贞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传》相同……所有这些典籍，所有这些作者，他们全都作了同样的取舍。

如果上面那些材料的说服力还不够的话，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段话。

但是，为什么呢？按理说，这两则材料同样发生在刘大夏担任兵部郎中的期间，同样是力拒中贵——以及中贵所代表的皇帝的不正当的要求，多么完美的表现，并在短短几年间复刻，足以相互辉映，这么漂亮的材料，为什么一定要舍弃其中之一呢？

在我看来，这个取舍的原因，相当简单：因为……刘大夏，他根本就没和郑和海图打过交道啊！

在考察历史资料或文学故事时，“事迹的复刻”是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远的，有桀与纣那几乎一样的恶行，近的，有南北朝时那些疯癫程度差不多的君王，从山东到浙江，几乎每个地方都会有乾隆品尝并赐名的小吃，而从四川到湖北，诸葛亮发明过的馒头豆腐乃至牛肉干，足以塞满最大号的厨柜；任何评书当中，总能找到“废柴主公、摇扇军师、白袍小将和黑脸莽汉”的组合，至于过五关斩六将的黄飞虎，和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老爷，那，应该是咱们每个人都曾经比较过的困惑罢？

毕竟，故事的结构，终究就只有那几十或几百种，而精彩且又符合人物设定的故事，更是可遇不可求，象这种与人物形象特别契合而又精彩的故事，在传说中被不停的变形、复制，于神话或民间文学史的领域中，真是最为常见的事情。

在我看来，刘大夏的冤屈是双重的：他不仅仅是没有烧毁海图，不……不止于此！他甚至根本就没有与郑和海图发生过什么关系！他早年最著名的事迹，是藏匿档案来对抗权阉汪直。而随着时间流逝，口口相传，事实被传颂者按照自己的误解或喜欢来重新上色：对扛一名很早就倒台的太监？怎么比得上对抗皇帝的索求更加痛快？安南？没人听说过的地方，怎么比得上就修建在南京城里的宝船厂！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刘大夏就莫明其妙的变成了比他本来事迹更加伟大且戏剧化的英雄，勇敢地用违反大明律的行为，来阻止皇帝轻浮的妄行，并因此赢得尊重，被认为是真正的重臣之器。

而之所以这件如此有名的传说没有被收录进《明史》，在我的判断中，是因为在雍乾时期，仍有足够多的资料留存，使修史者能够分清哪些是历史中的真实，哪些又是后人增饰的光彩。

毕竟，刘大夏和大多数明臣还不一样，他是雍正年间认定有资格增祀历代帝王庙的七位朱明臣子，与李文忠、杨士奇、于谦们并列，以这样的身份，他的相关事迹，是不可能不被作极细的调查与鉴别的。

甚至，我还有一种猜想：张廷玉们能够如此果断地把这么精彩的一段材料删除掉，很可能是因为，直到满清中期，郑和海图——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罢——还留存在皇家档案之中，能够随时调阅到原件的编者们，当然就只会用大笑来面对顾起元——以及之前之后各位同人们——的创作。

但是，正如我们总是看到的一样：人民，最广大的人民，先天就更喜欢戏剧和野史，而不是严肃的正史，先天就更喜欢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干巴巴的考证。所以，最终留存下来，赢得最大市场份额的，不是认真考证、存之国史的张廷玉们修的传记，不是有所凭依、仔细拓展的陆树声们的故事，而是顾起元的版本，这个最夸张，最激烈，最容易让人们兴奋起来，让人们引申和借用的版本。

顺便说一下，就算是征安南的档案，也同样在传言里遭到了“被焚”的命运，清康熙年间，已经出现了“刘大夏安南焚籍”的版本，所幸，这个版本最终没能广泛传播，刘大夏也终于逃脱了以“Double Firer”（双料纵火人）之名被人铭记的命运。

刘大夏作为曾经的名臣，今天的名声，可以说是相当之差：特别是在论坛之类的地方出现时，十次倒有九次半要作为“万恶的拖后腿的保守势力”的代表，归根结底，这都要算到顾起元的身上，而如果没有之前陆树声严从周们前后数十年的铺垫修饰，顾起元大概也不会如此自然的把“当焚之”给修正成“焚之”并传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