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艺作品这些年不能够像韩剧和后来的美剧一样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广电总局如何如何“邪恶”地拒绝，也不是中国观众被“洗脑了”云云。目前看电视剧的主力，从80后到00后都是接触过日本动漫的，一代人的童年青年记忆里不缺少日本文艺作品，评判自在人心，所谓“洗脑”无从谈起。正因为故事和演员的表现能够吸人眼睛，2013年描述银行职员奋斗故事的电视剧《半泽直树》才能够在中国网民里和日本一样引发强烈的反响。诸如《半泽直树》这样的硬汉派日剧能够被中国观众所喜爱，恰恰证明了所谓“拒绝”、“洗脑”这些观点的幼稚和荒诞。

日剧《半泽直树》在中国走红

我不是说日本电视剧要像韩国电视剧一样以中国为重要的市场参考，毕竟日本自己国内的市场很大也很完善。但是很多人说是中国文化部门限制日本文艺作品才让日本文艺作品进入不了中国，完全是一种不经过思考的观点。今年以来国家对涉外剧加强管理，美剧顿时陷入危机，但日剧、日漫依然在网络上我行我素地存活。APEC会议期间，大学生们调侃安倍夫人看电视剧“落伍”的新闻实际上也正在证实——日本文艺作品中有更多的积极、阳光、乐观的东西，中国观众对其的认同度就会越高。

日本文艺作品在中国的困境更多要从文艺作品自身上找问题——你的作品不适合中国市场，何谈在中国这块文艺作品的黑土地上丰收呢？

对于高仓健这位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演员，我个人十分尊敬，也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但是这更让我对我所从事的日本战后社会研究有了更多的思考。

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代被新中国观众们所记住的日本演员。但他的背后，是战后日本文化，或者说是战后昭和（裕仁天皇年号为昭和，时间为1926——1989年，战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的昭和时代在日本一般被直接称为“昭和时代”）文艺，这么一个时代。高仓健不过是这个时代璀璨的明星中的一颗而已。

高仓健的离去，带走了普通中国人对于战后昭和时代最后的模糊记忆。

回首战后昭和时代，从日本文化界的角度来看，这是如同美国“黄金时代”一般美好的日子。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日本文艺界人士，不论是作家、演员、音乐家、歌手甚至是写真模特，仿佛都有着一股神圣的光环。平成年代（平成为当下日本明仁天皇之年号，时间为1989年至今）走得愈远，战后昭和时代的文艺就仿佛愈加璀璨。

进一步说，如今日本的中年一代怀念昭和时代的文艺，更多的是怀念那个对于他们而言美好的昭和时代，文艺作品不过是时代的影子罢了。

从战后开始一直到60年代中旬这二十多年里出生的日本人，曾被喻为“清教徒一代”。二十多年的人生观形成时间里所处在的环境是当时世界最为安全的环境（冷战对峙下的和平前沿），接受的是当时世界上相当于最完备的公立教育系统的良好教育。1975年警视厅的资料显示，当年10月警视厅辖区内曾经创下凶杀案0起的纪录，而1982年是日本战后警方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年，警视厅破案率曾经达到87%，凶杀案破案率100%。2013年的数据是破案率不足25%，凶杀案破案率维持在90%冒头而已。

在这种和平而安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固然脾气、性格上有那么些瑕疵，但是平心而论，无论是行事的稳重还是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比年轻的浮躁一代好的不是一点点。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创造了日本的奇迹，如今却要为年轻人顶起即将塌陷的大厦，为老一辈清理历史留下的垃圾。他们有着如同高仓健一般的坦率。高仓健般的坦率也是那个时代日本的写照，坦率地承认历史问题，坦率地为历史垃圾负责，坦率地改革国内的政治经济，坦率地面对国际责任乃至坦率地创作出文艺作品。

“昭和中坚派”是我常用的称呼这几代人的名字，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作压力。但就是这么一批人改变了日本，让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站立起来。这一代人就算在职场里如何阴险狡诈，离开职场下班之后，是最率真的一批人。在下班之后的酒馆里，你一样能听到对工作的牢骚、对儿女的牵挂和对国内外新闻的调侃。

我个人喜欢的就是这种真性情，这种率真和中国人没什么不同，都是东亚文化下的黄种人。和现在冷血动物般的日本人相比，这些人更能让我找到人性的色彩。

对于如今日本之社会，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我概括来说就是“失望”二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在我眼里这就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当下的写照——吃着昭和时代的剩菜洋洋自得浪费着时间，抛弃昭和时代的人们建立的尊严换取看客的奸笑，用腐朽麻痹自己却笑话另外的昭和般努力建设的国家。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水母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是昭和八十九年，我恐怕还能在心底燃起最后一丝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热情。

曾经有一些我的日本朋友跟我讲“冀，你已经陷入了历史幻想了。”

我就是这么个陷入个历史幻想与漩涡的人。

可日本，不也是么？

感谢高仓健这一代演员，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美好时代日本最纯真的影像记忆，最后在文尾，仍然要向高仓健先生的逝世致以最沉重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