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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川:西方对中国经济存在多个理解误区
关键字: 中国经济经济增长贸易问题
对很多中国观察家而言,社会稳定是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比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快得多,环境问题已成为很多抗议活动的重要原因,严重的腐败现象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增长和破坏制度稳定的主要因素。
帮助较贫穷内陆地区和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开始缓和收入差距带来的问题。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因为一个更加关心生存环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这样的政策成为重要的政治责任。
国际贸易是另一个主要问题。许多美国人同意特朗普及其主要顾问的看法,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息息相关。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写道:“每个主修经济学的学生都会知道,各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是自己国家内部决定的,而不是由贸易伙伴决定的”。基本的会计原则告诉我们,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原因是政府预算赤字过高以及家庭消费超出偿还能力而导致的国家储蓄相对于支出的短缺,而非那些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如中国)造成的。
如何直观地向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解释这一点?仔细分析历史趋势就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的贸易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增加,并且在2007年左右增速开始放缓;而直到2004-2005年度,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变得显著。也就是说,早在中国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之前,美国就已经出现巨额赤字。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要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负责呢?
更多的双边直接投资将有利于美中两国
对问题认识的混乱始于中国成为其他亚洲国家所生产零部件的最终装配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还主要来自经济较发达的东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从亚洲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份额并未变化,但在本世纪初,中国成为区域生产网络的最后一站之后,这部分产品的制造活动大都转移到了中国。
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全部对外直接投资(FDI)有太多进入了中国,导致美国国内的岗位流失和竞争力下降。而事实上,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在过去10年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约1至2个百分点进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全部对外投资中也只有3至4个百分点进入了美国。
当然,某些“避税天堂”的存在意味着实际的投资数额可能更高,但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欧盟在过去10年里对华直接投资的年均数额大约是美国的2至3倍。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欧盟的制造业产品比美国更能满足中国的需求。欧盟对中国的出口的主要是机械、汽车以及高端消费品,这些产品需要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来打开市场并提供相应服务。
相比之下,过去10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只是油籽、谷物以及可回收废物(包括废金属和废纸),而这些废物不会计入外国直接投资。当然,美国对华出口还包括波音公司的产品。不过,波音公司直到最近才在中国舟山开设了第一家工厂,而早在2008年,其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就已在中国天津设立了制造工厂。
在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方面,欧洲再一次在吸引力上打败了美国,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工业结构比中美两国更加互补。此外,欧盟也是中国产品更容易进入的一个市场,因为它提供的合作伙伴不会像美国那样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如果一个欧盟国家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中国企业仍然可以借由其他的成员国进入欧盟市场。相较而言,尽管中国企业也有可能与美国各州建立伙伴关系,但总体上,相对于欧盟提供的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而言,支配一切的美国联邦政策对中国投资者是非常不友善的。
促进双向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同时有利于美中两国,但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抵制任何鼓励美国公司在国外增加投资的协议。不过,即便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继续推动已进行多年的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乃至最终签署也应该成为美国的工作重点。
美中之间未必是零和游戏
在评估中国经济时,问题不在于争论应该对其持批评还是赞赏态度,而是在于提出一个能够通过它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实的框架。现在,关于中国的辩论往往反映了学者们对于美国在影响中国经济决策中所承担角色的误读。西方对于经济的概念是建立在开放市场以及市场中企业间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级地方政府也是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竞争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市场和企业,也来自地方政府的参与。由于没有将这些因素同时纳入考虑,导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了误解。
如果中国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增长,这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都得到准确评估和解决,这种发展才能得到最坚实的保证;而若是误解了其债务问题的性质——例如不承认这是财政问题而是银行问题,就会误导改革与政策调整的方向。目前中国有着世界上对来自外国的服务业投资最严格的限制,开放中国市场不仅能发挥美国的优势,也可以刺激两国间的竞争和知识交流,从而使中国变得更具创新性。因此,当前的讨论更应该聚焦于如何商定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而非对华施加惩罚性关税。
此外,西方无需担心中国不平衡的增长模式,而该把重点放在说服中国给予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经济服务上,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也会刺激个人消费的增长,同时有助于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而缓解全球贸易的紧张局面。最后,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能够而且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担忧,但最终这一切不必一定是一场零和游戏,各方都成为赢家是可能的。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9月14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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