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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的性骚扰有多严重?
关键字: 中国 性骚扰美国 性骚扰职场性骚扰潘绥铭 研究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这就提出了终极问题:究竟是谁错了?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脱离生活?这又是因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世纪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时至今日,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出现“三原色分布”。也就是说,这三者虽有交集而且相互建构,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加。
这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日益“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实际遭遇否?涉及权力否?仅在异性之间否?身体接触否?具有性的含意否?
中国目前的反对性骚扰的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因此才会造成目前的困境。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还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回答结果是:在所有被性骚扰过的人里面,被两三个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27.4%,在男人中是31.1%;被三个以上的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3.6%,在男人中是2.9%。其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不一定同时)的情况。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但是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不容低估,它足以引出这样一些研究假设:
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很特殊,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是由于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动性骚扰的人们,才屡次遭此噩运吗?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是因为笔者在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不同于被调查者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逻辑,才造成他们的误答或者笔者的误读吗?
以此为契机,笔者期盼更加深入的讨论的出现。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7期第58-62页,原题为“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 原标题: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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