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专业人士”的眼里，我恐怕是没什么资格谈“专业”的。因为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教新闻的不如干新闻的”基本上已经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共识，不但干新闻的这么想，连教新闻的自己也觉得是这个理。所以在很多干新闻的眼里，教新闻的只能分成两类：懂实务的和不懂实务的。

凭心而论，实务究竟需不需要懂？我认为需要。毕竟教学也好，研究也好，不凭实践难道凭意念不成？但是“懂实务”是不是就等于“实务说了算”，那还要另讲。近年来，一些学校干脆将实务性较强的课程直接转交给各路记者来上，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专业”，但是他们忽略了，实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验集合，课程的功能也绝不能简单地被视作经验传递，仅有入乎其里的认知，却缺乏出乎其外的视角，并不比仅有后者更值得称颂。而对于学者来说，将研究对象作为研究本身的做法，其后果便是当闾丘和柴静谈“专业”时，你几乎无法跳脱她们所给定的框架来看问题。

我之所以选择与闾丘谈专业而不是柴静，是因为连那些喜爱柴静的人似乎也不得不承认闾丘的专业。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虽然未必能说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专业”，但是凡是见识过闾丘那架势的，都很难说她不专业。

不知道我归纳得准确不准确，闾丘在她自己所写的这三篇文章中（《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回应》、《身为媒体人》）所提倡的“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即“会采访提问，会撰稿写报道，会配音，懂得如何使用画面，挑选采访内容，能出镜做串场，能做直播现场连线。经验丰富的，可以独立完成深度报道，比如新闻专题。”二是意识层面，即“尽可能的客观”。

就技术层面而言，我丝毫不怀疑闾丘的专业，她所供职的凤凰卫视是这方面的典范。并且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够串起这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是有它一定好处的，因为毕竟新闻不同于一般的产品，流水线式的组装可能会破坏精神产品内在的生命。何况对于新闻工作者个人而言，掌握更多的技能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也必须为内地的电视新闻工作者说上几句。首先，就我所呆过的几个省级电视台及中央电视台来看，能够在新闻生产多个环节一肩挑的记者可谓比比皆是。可是谁说“能够”一肩挑就一定“要”一肩挑呢？为什么不能团队合作各展所长呢？其次，节目究竟是使用出镜记者的声音还是配音，这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普通话的程度而是取决于新闻现场与后期制作的具体情形，连港人记者史可为那么蹩脚的普通话都能上新闻联播，“走基层”系列节目的配音也都由出镜记者本人完成，你就应该知道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的是播音员而不是记者。再次，称不称得上是记者，并不取决于他（她）是不是节目的撰稿而取决于他（她）在整个节目生产当中的实质作用。不撰稿就一定是木偶吗？就拿柴静曾供职过的《新闻调查》栏目来说，出镜记者对于选题的参与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无论是柴静还是其他出镜记者，绝不仅仅是“编导意志的贯彻者”这么简单，他们与编导不但会在整个节目生产期间进行多次头脑风暴，就连采访提纲也通常是出镜记者自己拟定的，此外，对采访现场突发的各种状况的应对也需要建立在出镜记者自己对于选题的了解和把握之上，因而即便最终的撰稿并不是由他们本人完成，你能说稿子所体现的只是编导个人的认知吗？当然，我理解闾丘的意思是记者不能只是个摆设，他们要在新闻生产中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这点我非常认同，但是实实在在的作用并非只有一种实现方式，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整个媒介生态中，新闻生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电视台，不同的栏目，具体操作和要求也不一样，何况它们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情形也会有各种变化与调整。不是说它们不可以被批评，而是说批评必须充分情境化。虽然应当承认新闻工作有一些共同的准则，但并不等于任何技术操作都可以从具体的情境之中抽象出来评价，因为即便是闾丘认可并头头是道的那些技术操作也并非自古就有，而是环境生成。这对于内地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台来说都一样。

闾丘对于凤凰模式的认同可以理解，可她没有指出的是，凤凰模式并不仅仅是所谓“专业主义”的产物和体现，它对于记者全能化的要求与其商业化的属性才是真正的息息相关。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绝不会雇三个人来做，商业公司严格的成本要求使得其中的从业者必须既要能够上天揽月又要能够下海捉鳖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业饭碗，因而“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的说法最早正是出自于她所供职的凤凰卫视。我并不简单地评价好坏，但需要明确指出这样一种内在关联。而同样因为商业化的运作，这种从业特征后来也在内地电视台出现，并且愈演愈烈（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认为闾丘需要据此来批评内地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因为今天在商业化运作的压力下，他们在技术层面上的专业表现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

那么意识层面呢？闾丘说：“记者是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后面的，拿电视记者来说，不会利用镜头去塑造记者的细心，体贴，关怀，面对任何人，反打镜头上的表情，都应该是中性的。”也说：“当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作为记者，或者新闻栏目的主持人报道新闻的时候，我必须尽量保持客观，不要在报道里面掺入个人立场和情绪，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新闻事件本身，提供尽量多的资讯。”这些说法听上去都很有道理，毕竟即便你不学新闻不搞新闻，也不会觉得记者应该由着自己的性子报道新闻。所以，其实真正深入人心的并不如闾丘所说是“柴静关于如何做新闻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而是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这恐怕才是闾丘为何在这场争议中即便不被喜欢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专业”的原因。

可究竟什么是客观呢？毕竟电视镜头不是马路上的摄像头，凡是在视界范围内的都给记录下来，而即便是摄像头，它所安装的地点及角度也都有所选择，何况电视镜头呢？新闻报道是一个持续选择的过程，可闾丘掐头去尾地只说了个中段——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必须尽量保持客观，不要在报道里面掺入个人立场和情绪”。暂且不问她如何能做到，我想先问问报道之前呢？如何确定报这条不报那条呢？依据又是什么呢？闾丘在另一处的说法也许能够提供答案：“新闻采访，强调的是要有新闻点，一个人再有名，如果没有新闻点，那就不是新闻记者应该采访的对象”。可什么叫新闻点呢？谁说了算呢？其实无论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她的这个说法已然暗示了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闾丘说“采访一点也不玄乎，就是提问，把事实弄明白，把原因找出来。”可是提什么问、怎么评估事实明白了还是没明白，难道不是一个主观选择和判断的过程吗？可能这时会有人说：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客观，我们要做的只是尽自己的努力无限地去接近它。我原来也这么认为过，可是仔细想想，你不觉得这句话本身它就是个悖论吗？我们如何去接近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方向在哪里？如何评估“无限接近”？可能这时又会有人说：那你什么意思啊？是说既然这世上根本没有客观，我们就干脆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报道新闻算了？当然不是。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客观，所以我们要能正视并审慎对待自己已有的意识，要敢于将已有的意识与变化中的现实不断地进行碰撞，从而甄别、修正，再碰撞、再甄别、再修正。因此，宣称自己的报道里没有个人立场和情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闾丘的自省，但我不相信它们会被真正地去除，不仅如此，它们反而会因为你的宣称和有意识的自省而被压制下来，失去与你所处的鲜活世界进行真正交锋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主观性是可怕的，那些在客观性外壳包裹之下的主观性才是可怕的，我也不认为人已有的意识是可怕的，那些认为已经剔除了意识的意识才是可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柴静及她的团队才并没有闾丘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虽然他们的问题确实不小，但闾丘并没有找准。闾丘不了解柴静和她团队的实践，估计连她的新书都没能耐心地读上一读就开始撰文，可是如果闾丘能够仔细地读上一读，就不难发现她所看重的所谓“专业性”，其实恰恰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柴静，把她死命地从文青往外拽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她们之间并没有闾丘所认为的那么不同。可是柴静与闾丘确实也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在于通向这个所谓“专业性”的道路，闾丘是通过不断地抽离自己、求得所谓的客观而达成，而柴静恰恰是通过不断地融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而达成。但我想要加注的是，这个描述用于她在《新闻调查》的岁月似乎更为准确，今天的《看见》栏目很大程度上又走回了文青的老路。在柴静做《非典阻击战》的时候，没有人说她煽情，反倒是近年来做《看见》，这种批评才多了起来。为什么？我不认为问题的症结出在客观中立与否，而是出在柴静自己在书里写下的一句话里——“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这恰恰是她在报道非典疫情中切身领悟到的事情，可惜今天，她又拾回了曾经好不容易放下的“塑料感”。

闾丘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柴静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为什么在这场专业之争当中，很多普通观众即便无法从专业上驳斥闾丘也仍然不想放弃柴静？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柴静在《新闻调查》的岁月里并未试图以像闾丘一样把自己从报道中撇清的方式来追求所谓的客观，但她也并非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给观众，而是以坦然地（如果不是毫无保留的话）将自己和节目一道交付到观众手里接受评判的方式来追求客观。不撇清自己并不意味着主观干涉或者操弄，而是把自己作为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一并呈现给观众。因为我们一刻也无法外在于现实，我们就是现实。这样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柴静在回答陈虻的问题“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时，她说“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而如果说她与节目一道交付了自己，却百般阻止来自现实世界的诸种反馈，这便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客观，但是她没有，她坚持不懈地写着关于每期节目的博客、解答与回应来自普通观众的提问和质疑，再将这些反馈作为日后自我调整的依据，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一名记者，她不断地把自己放在被检验的位置，与这个世界进行各种碰撞，然后修正，碰撞，修正，这个纠结与往复的过程被鲜活地记录了下来，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在我看来，她修正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并且在今天有所倒退，但是她当初所代表的专业实践是不应该被如此草率对待的。

反观闾丘，倒是她一再宣称记者要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的后面，所以人们似乎看不见她，也就无从检验她。可是这个宣称不恰恰证明了记者能做的只是“隐藏”而不是“离开”吗？我不怀疑闾丘的真诚，只想提醒她作为无意识的意识的存在。所谓的“新闻客观性”问题并不是她所想和所做的这么简单，在新闻实践中，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记者如何以现实的、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意识，而不是怎样才能够尽可能地把它给藏起来。物质世界与意识都不是静止的，我们应该不断地给它们交锋的机会，而新闻本身就是交锋的产物，我们无法将其截然地分开。正如美剧The Newsroom里的Will McAvoy所说：“我们不做只会陈述事实的机器，因为新闻有了人性的参与才会变得有意义。”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维护柴静，因为以后有机会我会专门谈谈对她的批评。内地的媒体及其新闻实践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都能够仅仅在职业技能和理念的层面上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一点上，香港与境外的媒体也一样。正是因为闾丘关于如何做新闻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广为流传，让我看到，不管是她自己，还是一些做新闻的，教新闻的，和学新闻的，对于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认知，对于新闻的认知和标准，原来很多人是这样的。于是我很着急，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教新闻的，我忍不住要谈一谈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