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胜算几何？

不过，从当前的政治环境乃至过往的先例可以预想，华为若要胜诉并不容易。

其实“禁令”（prohibition）在美国历年《国防授权法》中是一个常见的条款类别，近几年更是一个高频词，过去也曾有不少国家被列入条文。只是像今年的889条这样直接点名具体公司的情况非常少见，算得上先例的应属2018财年的《国防授权法》第1634条点名俄罗斯“卡巴斯基”（Kapersky Lab）。这一条款被置于“网络空间相关事务”副标题下，旨在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与这家俄罗斯网络公司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634条截图）

后来，卡巴斯基就这项禁令提出诉讼。但初审与上诉法庭均驳回诉讼，法官称，禁用该公司的产品，是出于保护政府计算器不受俄罗斯入侵，是预防性而非惩罚性的措施。

那么，美国国会这次亦可能搬出“预防性”说法，同样也可以很难说清楚的“国安”威胁为由辩驳。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对卡巴斯基禁令从涵盖的实体到行为都远不如今年889条的“打击范围”大。另外，相比曾经主要被美国政府机构在计算机中使用的卡巴斯基，华为的影响还涵盖了美国企业、民生经济，事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为和美方谈判的空间，包括条文的修改空间较大。

事实上，像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样掺杂了“其他事项”的庞大立法工程，即使整体成为法律，但不同条文的效力未必相同。以法案第1258条“国会对于台湾的意见”（Sec.1258. Sense of Congress on Taiwan）为例，条文使用的语气就更多是一种建议而非命令。尤其是被归于“其他事项”而非国会确实掌握的财政权范围之内的事务，法律的具体执行就更难规范。

关键时代，华为迈出的“第一步”

华为起诉书声明部分在开头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来说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立法权被滥用的担忧。他们认为“立法部门到处扩展其活动范围，并将所有权力汇集到其鲁莽的漩涡中”。所以，“人们应该唤起他们所有的守护之心，并用尽各种预防措施，来阻止这个部门野心的扩张。”

这当然十分符合针对国会立法问题的质疑。然而，如今的情形已经超出美国立国的时代背景：民主向来是“有边界”的，而一旦“国安”这张牌被打出来，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政治的范畴。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的情况恰恰是建制派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美国的立国精神和三权分立原则，因而以国会为大本营号召美国民众“守护民主体制”。就在2月，特朗普为了修墙扬言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便引发轩然大波，主流媒体纷纷控诉“膨胀的行政权力”，指责特朗普超越职权对国会的“钱袋子”下手。

也就是说，如今特朗普与国会之间本来就存在权责争执，彼此都觉得对方“权力膨胀”。前者因为受到国会的约束而大为光火，后者则试图通过最大化立法的权利来“制衡”总统，增加决策影响力。

其实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已经是白宫和国会两院妥协的结果。在特朗普希望为中兴重开绿灯之后，白宫力主在定案中删除“恢复对中兴禁售令修正案”，这一举动引发国会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认为总统对中国示弱。

（美国六大情报机关负责人在参议院呼吁美国人抵制中兴和华为产品，资料图）

因而，可以预见的是，此次华为的起诉，乃至未来相关法案的走向，将和中美贸易谈判乃至美国2020大选的进程相关。毕竟，特朗普团队的偏好是重要变量，而白宫和国会在不同立场之间的相互折冲将直接影响整个议题的后续发展。

总的来说，目前中美处于“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期，而美国自身也处于国内政治相对波动的阶段。中美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相互磨合、理解，才能推动双边关系积极前行。

如今，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已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压舱石，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生动地用“中美国”（Chimerica）来形容这组关系，这也是人们对未来中美关系不至于悲观的理由。

而中美实力对比日益接近的同时又伴随着中美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这种情况之下，双边经贸摩擦难以避免。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唯有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如今，熟悉国外政治环境和法律体系，尊重法律且能够运用法律维权，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为基于美国宪政体制和话语体系的合法上诉，不论对其自身乃至中国企业，都迈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而这一案例本身，也是中美摸索新的互动方式的一部分。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