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

美国富豪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究竟为何？又如何向全球推广呢？正如前述王维佳教授文中提到的，里根和克林顿时期的政策一步步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解除了资本在媒体行业投资兼并的各种壁垒，帮助传媒资本实现了大规模的整合与垄断。这些美国传播领域的政策调整很快在世界各国吸引了效仿者，从而转变了全球传播产业生态的基本格局。因此，很难想象有着如此明确利益指向，享受着现行体制带来的各种名誉、地位和特权的媒体集团及其新闻报道，能够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方案进行任何整体性反思。

事实上，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CFR作为统治精英俱乐部，长期发展并实践的世界观和大战略，则是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缩影。

正如《华尔街智库》一书的副标题，以CFR为代表的统治精英的世界观和大战略的结合，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neoliberal geopolitics），指的是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如自由市场（free market）等概念，与在全球权力政治上基于地理导向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与行动相结合。其中，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乃至相关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概念，则更多作为具体的战略来指导政策。

作者通过贯穿几乎整个学术生涯的持续追踪研究发现，从1976-2014年，CFR所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团体，通过广泛的研究和活动，逐渐并成功地发展及实践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全球体系，即一个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世界。在这近四十年间，美国乃至一些其他重要国家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政策，都被CFR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精英资本家阶层的世界观所影响，此即“意识形态霸权”的具体体现。

新自由主义之下，WT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民族国家和私营公司一并运作。这些相互联系的机构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其中，较弱小的国家的公权力通常让渡给了投资者、企业、市场、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更强的国家，尤其是美国。

体系之下，世界上的资本家阶层可以利用其对资本的垄断，尤其是对金融的控制，去获取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工，并将财富不断积累到居于这个非正式帝国都市权力核心的少数的富人和家族手中。

在肖普看来，新自由主义同时代表着全美资本家阶层的利益，以及全球跨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因而这种体系的扩张一直都是CFR及其庞大同盟网络在过去近四十年期间最重要的目标。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投资、生产、贸易和投机体系，一个由美国主宰的非正式全球政治经济帝国。

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形塑中，被称为“帝国智囊团”的CFR，其领导层中有五位重要人物“功不可没”。他们分别是前花旗集团董事长利斯顿（Walter B. Wriston）、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沃克（Paul A. Volcker）、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和柯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

从福特、卡特、里根，一直到老布什和克林顿这连续五位总统任期内，这五位时任或曾任CFR理事的人物纷纷占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联储、财政部等经济政策核心首长职务，通过对总统本人的影响及与其他掌握要职的CFR成员通力合作，逐步掀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浪潮。其中沃克和格林斯潘二人，从1979年-2006年相继把持美联储，共达近27年之久。美联储历史任期最长（1987-2006）的格林斯潘，更是因为在任内对美国经济政策具有权威甚至决定性影响，被称为“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

在这段期间内，美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以放松金融监管、减税为特点的去管制改革，踏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路，并藉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对外辐射及输出。曾经不可一世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美国国内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以及美国一手建立的IMF、世界银行这套国际机制相互配合之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体系”VS“国家”，“精英”VS“大众”

然而，连同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近年来逐渐遭遇危机与挑战。

首先，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超越主权的跨国体系，建制派对这种体系的维护是一贯的、具有某种普世性而非局限于国界的。这种世界观的持有者们相信，其他国家（中国尤其重要）中因体系而获益的阶层同样会自觉维护这套体系，因此，作为体系主宰者的美国的利益自然会得以保障。这也是美国希望“整合中国”的一派的重要论点。

然而，即便是对作为“体系建立、主导者”的美国来说，“体系利益”和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美一致的。例如“中国威胁论”者可能就会强调中国融入体系之后，比美国获得了更大的“相对利益”，以此推断维护体系未必总是有利于美国。（不过，全球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阶级可能更在乎自己在体系中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在这套将财富集中到各国上层精英手中的体系之下，不止美国自身的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阶层固化和收入不平等亦在全球蔓延。“占领华尔街”和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终于应运而生。

于是，像肖普这样更重视公平，忧心美国社会撕裂的学者，通过研究揭露他们眼中美国的病症，希望民主体制能够真正回到“大众”的民主而非只对“精英”有利。但很显然，他们的声音不可能大过建制、精英的主流学界和媒体。正如肖普在《华尔街智库》一书中常常语带无奈地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播。

而相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以商人身份投身政治，赶上这波全球化逆流，并表现得更为激进、大呼改变的特朗普，能掀起的风浪就大得多了。他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与美国传统“精英”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并结合不满现状的基层力量，冲击着建制派辛苦经营的意识形态，这无异于抢夺前者通行世界的思想武器。

所以，作为建制派的媒体精英们，为了维护自己参与建立，并与自身地位紧密相关的体系，几乎必然要和特朗普站在对立面。

可惜的是，受到精英意识形态影响颇深的媒体人们，和同为知识精英的专业学者阶层，很难挣脱他们与权贵阶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及其带来的思维框架，也就使跳脱体系的整体性反思尤为困难，当然很难推动体系朝公平的方向推进。

他们似乎还是不能真正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体系之下，加剧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看起来毫无改变的可能，才激起了基层的愤怒，和对“精英”的不信任。那些渐行渐远的大众需要的不是难懂的道理，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善生活。

由此看来，在特朗普高调宣称要夺回属于美国人的工作，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赢得草根欢呼的时候，CNN们却仍在指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无知，当然只能带来一场各说各话的闹剧，就算建制派最终撵走他们讨厌的特朗普，又何以赢回失去的民意？

而全球化如何朝向更公平的方向进行反思和改革，则是这个已然高度互赖的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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