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朱敏洁】

观察者网：何老师，您好，您本次往返内地和香港，是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吗？疫情之下行程的变化，两地通关、疫情隔离、管理有什么异同吗？

何建宗：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是首次回内地。因为公务需要，我在8月28日从上海入境，隔离以后到了北京、广东等多个城市，对两地抗疫策略和措施的差异有很大感受。这些差异与两地体制不同有很大关系，对于我们研究“一国两制”的学者来说也很有启示。

内地抗疫的一个最重要概念，是“闭环”，以严密管控、庞大的资源投入和有效的社区力量作支撑。“闭环”的核心要素，是任何人自境外入境以后，从检测、分流、隔离到结束隔离都不能与社区有任何接触。我踏入上海浦东机场开始，无论是排队接受检疫人员询问，到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检测，再到机场内上海各个区的登记柜台，最后分派到隔离酒店，整个流程都与外界或社区零接触。上海人办事专业，个别城市对港澳入境人士过度反应的态度，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央在疫情初已定性为阻击战，因此整个抗疫工作都强调集中所有组织和资源，统一调度；所有民众都必须服从指挥。当一个地方出现疫情时，中央也会调动其他地方的力量去支援。武汉能在一个多月内把疫情控制住，就是全国支援的最佳例子。

反观香港，我们未能如内地一般实行闭环管理，也没有像内地那样强大的社区力量去执行严厉的封锁措施。我们的居家隔离是可以与家人同住的，他们可以自由外出，访客也可以自由出入。

因为去年“修例运动”余波未了，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也曾发生恶意抹黑内地支援香港医护人员的劣行。但无论如何，特区政府没有法理依据、也缺乏社区资源去执行像内地一样的闭环措施。

可能内地民众也必须认识体制上的一些差异：用内地的视角来看，香港处理疫情有点拖拉，未能清零；但以香港比较接近西式的治理模式来看，现在每天十个左右病例，包含本地和输入个案，与西方国家比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强求香港长期实现病例清零才可以与内地通关，或许并不切实际。只要我们认为检测结果是科学的，我想凭阴性检测结果往来内地与香港应该没什么问题。

香港于2月8日起正式“封关”，内地抵港人士须接受强制检疫14天；稍早前的通知是强制隔离措施延长至10月7日。

观察者网：您这次在内地转了好几个城市，参加了什么项目或活动吗，交流情况如何？一圈转下来，有没有较深的感受？

何建宗：我主要是来参加一些有关港澳问题的会议，到访了几个大学，讲讲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最新情况；另外，在广州参加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属下的“内地港澳青年学生之家”举办的大湾区青年活动。

顶着疫情往返两地，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地在疫情控制方面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但香港是收得慢、放得也慢。这次内地朋友跟我说得最多的，便是为什么现在内地几十天没有本地病例、但香港还是继续对我们执行2月以来的来港检疫14天的措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说不通的。把现在内地的抗疫成绩跟今年2月份相比，或者跟当前欧美国家的情况相比，都不可能得出风险程度一样、同样需要隔离14天的结论。

观察者网：那您返回香港后，还是需要隔离流程吧？此前，香港约有180万市民自愿接受核酸检测，稍后林郑称第三波疫情已得到控制。其实，关于核酸检测引发不少纷争，其中更冒出荒谬传言，不知您现在回头看这波疫情的处理过程，有些什么感触？在内地，人们分析美国疫情防控问题时，时常会指出社会的反智主义和政治干扰因素，您担心类似状况在香港也出现吗，或者说出现酝酿这些情况的土壤？

何建宗：我现在正在香港居家隔离，还有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是实地了解了两地抗疫措施的差异。香港的检疫人士首先是自己坐公交回家的，检疫期内需要带电子手环，手环与手机的APP连接，如果离开住所的话，理论上系统是可以侦察到的。但由于香港没有社区力量去执行检疫，只能靠政府人员抽查，所以基本依靠检疫者自律。

香港也有像美国那样的民粹主义，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共同之处是，两地都有人罔顾事实，将无法控制疫情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内地。事实上，从2月开始已经没有内地游客可以去美国，过去半年通过内地关口输入香港的个案是零。我过去的文章中经常说，抗疫要做到科学为本，避免“仇恨为本”和“惊吓为本”，但很不幸的是，香港和美国都有借着抗疫散布仇恨的情况。只不过两地的差异在于，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始终比美国人深入得多，内地支援队的专业和出色的表现也使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