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去年“修例”引发巨大风波和暴力，今年全国人大提出“港区国安法”，如何看待这个举动？迫切性是什么？

何建宗：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次提出由人大常委立法并公布实施是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香港自回归以来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真空得以弥补。根据基本法23条，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惜在2003年23条立法失败以后，到现在已回归23年，已经接近“五十年不变”的中期，立法仍未通过，这是十分让人遗憾的，也成为国家安全的短板和风险口。

去年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和外部势力肆意通过各种暴力行为攻击中央机关、特区政府机关、中资机构、本地商店以及普通平民，已经是以实质的暴动行为严重挑战“一国”底线。再加上，反对派以各种形式推动外国制裁香港和国家，包括美国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都表明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

现在，由全国人大审议法案，迫切性很大，在香港立法会瘫痪的情况下，直接立法然后颁布，是既符合基本法、又能及时回应国家安全遭受威胁的最佳办法。香港在疫情过后，亟需重建经济，但同时又面临“修例风波”一周年的阴霾，法案的早日颁布实施将有助香港社会重回正轨。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观察者网：最近一段时间，香港政府有过几次针对反对派的积极行动，抓人或审判，是不是意味着某种信号？

何建宗：从去年6月到12月，持续不断的反修例运动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暴力程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香港警方要处理大量的搜证和检控工作。有些去年8月的违法分子直到最近才被起诉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信号。

当然，这些检控引起了香港以及国际媒体的一些轰动，但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人能够逍遥法外，同时香港是司法独立，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公平的审判。

观察者网：过去我们一直关注“23条立法”，这次“港区国安法”订立后，对“23条”立法会有什么影响，地位以及紧迫性是否发生改变？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何建宗：香港因为长期以来国民教育缺位，市民的国家认同不足，反对派也把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对立起来，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忧虑和恐慌，导致2003年立法失败。正如特首所说，未来能够在香港立法会通过23条的机会已经很低。虽然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国家安全的定义只能有一个，在国家安全已经受到威胁的今天，中央以遏止四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直接在香港立法，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基本法23条立法其实是为国家立法，但现在中央已经直接出手，23条立法仍然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只是现在紧迫性已有所降低了，日后立法之时也要跟港区的国家安全立法相配合、相适应。

观察者网：人大议程中提到了“执行机构”，从立法到执法，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落实，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基础存在差别，那么中央和香港在商讨执法和落实层面的配套制度安排时，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建宗：实事求是的说，未来实施“港区国安法”会有很大的挑战。首先香港实施普通法，无论是执法和司法机关都没有执行和审理大陆法法律的经验。比如说，普通法有关国家安全的判例是否适用，多大程度适用？特区政府应该做好衔接和其他配套工作，并与中央政府磋商有关执法和司法方面的指引。

事实上，回归23年，香港法律界普遍对大陆法、以及中央按照宪法和基本法行使权力有排斥态度，导致香港法律界与内地有关部门及专家的接触交流严重不足。可以说，内地了解香港的普通法远远比香港法律界了解内地的大陆法多得多。香港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应该促使香港法律界更正面、更虚心地接受大陆法，包括基本法已有的各种大陆法元素，比如人大解释法律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