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自由派宣扬的“普世价值”正在瓦解由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结构。按照西方普世价值的教条，既然人权高于主权，既然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大众流向发达国家是天经地义，被看成是体现了西方国家在制度上的优越性。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自由派为了政治正确，很难坚决拒绝发展中国家的新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在美国，每年大量增加的拉丁裔移民正在改变社会的族裔结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在2012年的预计，到2024年，欧洲裔白人在美国的人口占比将首次小于50%，美国的拉丁化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在欧洲，大量的中东难民和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底层民众涌向欧盟各国寻求更好的生活，给欧洲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催生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每年不断涌入的新移民正在改变该国的族裔结构。

第四，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这个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国家中的大资本，对于西方国家大多数中下层劳工阶层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工作机会减少，实际工资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16年7月发布的美国大公司主管薪酬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大公司主管平均薪酬达到1550万美元，这种收入是公司雇员平均薪酬的275倍。根据《福布斯》杂志，美国400名金字塔顶端最富有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金字塔底端7000万个美国家庭，相当于1.94亿美国人的财富总和。

第五，社交媒体的兴起给这一波新民粹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的媒体舆论一直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谓“政治正确”所主导，一般草根大众很难在舆论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过去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传统媒体的“政治正确”受到严重挑战。在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英国的“脱欧公投”中可以清楚看到社交媒体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

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新的社会思潮，19世纪的俄国、北美，二十世纪的欧洲、亚洲、南美都出现过强大的底层大众反对精英权贵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一波新民粹主义的特点在于跟资本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全球化紧密相连。由于这个新的时代背景，西方反对贫富分化的左翼政治力量和排外反移民的右翼政治力量开始合流，都聚集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大旗下，西方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三、西方国家的精英统治及其致命弱点

西方从古到今实行的都是把平民大众踩在脚下的精英统治。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方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等级为基础的精英统治。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西方社会中个人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导致了近代平民主义产生，这种平民主义最终引发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到了19世纪，由资本主义催生的个人主义开始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权利，一人一票的选举构成了对西方精英统治的第一波冲击。

从政治层面看，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跟西方的精英统治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西方国家近代经过了几百年的转型，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把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纳入了精英统治的社会框架。为了防止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瓦解传统的精英统治，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构筑了四道“防火墙”，专门防范平民政治的出现。

第一，划分资本与政治的势力范围，确立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资本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理所当然地会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平民大众的觉醒和成长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统治，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在自由市场中天然地筛选出资本精英来统治社会。所以，尽可能扩张资本的活动空间，压缩政治的势力范围，让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是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应有之义，也是西方统治精英对平民主义的釜底抽薪，是防止平民大众崛起的最重要一道防火墙。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中，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企业的所有者或获得授权的经营者拥有原初的权力并处于权力的顶端，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统治。而由于私人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私权力对公权力也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样一来，即使是社会实现了一人一票，民众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不仅不能僭越出政治的藩篱，对资本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力统治无能为力，即使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受资本的控制。

第二，在范围极为有限的政治领域中再设立第二道防止平民大众通过选举进入统治集团的防火墙——两官分途。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先后建立起以考试录取，终身雇佣的精英文官制度。由于两官分途的实行，即使是所有成年公民都有了普选权，民众可以选举出的政治官员在整个政治构架中也只占极小一部分，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是属于考试录取，终身雇佣的文官。所以，在西方国家，虽然民众能够一人一票选举出政治官员，但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事实上掌握官僚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权力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