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杰振】

近来，西方媒体借助意大利考虑不再续约“一带一路”协议、部分国家的“债务困境”等问题，炮制了一轮又一轮唱衰中国“一带一路”的论调。这种论调与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如出一辙，空喊口号罢了。细究之下，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论调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

如果要用两句话来形容“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我想应该是：

1.“一带一路”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势，它不会因为少数国家的反对或者退群就裹足不前，更加不会因为美西方媒体的肆意摸黑而被历史淹没。

2. “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这里面有两点考虑：前景是光明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其一；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也会有曲折和反复，在曲折和反复中，我们可以探索出更加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此其二。

尼泊尔也曾被西方媒体警告即将陷入所谓”债务陷阱“。图为10月8日，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邀请政界、学界人士讨论如何深化“一带一路”在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和学术联系方面的国际合作

帮助“一带一路”国家破解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一带一路”的密码

疫情之下，政府“财政赤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实，早在疫情之前，赤字财政就已经在多数发达国家存在，即使在中国也存在着赤字财政。赤字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债务的规模和还款能力。从政府的公共预算看，税收是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

在赤字财政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以税收来还本付息就成了无稽之谈。面对这一难题，发达国家凭借着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依然可以实行“借新还旧”的策略维持赤字财政，世界银行公布的2021年OECD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22.3%。

以美国为例，2023财年赤字1.52万亿美元，与当财年的联邦财政收入比例是1:2.6。即使在2023财年这3.97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还要固定抽出6300亿美元，用于偿付33.5万亿国债的利息。这么垃圾的报表，却依然能够凭借着国家信誉大举举债，单单2023年三季度美国财政部就增发了1.007万亿美元国债，且四季度要继续增发8520亿美元的国债。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均是如此，不再详细罗列数字。

对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些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这个套路就玩不转了。它们能够赖以还债的只有资源，即石油和矿产。即使对于博茨瓦纳这样连续增长了四十多年的非洲国家，财政还是严重依赖矿石收入。2022-23财年，来自于矿石的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为35.36%，在疫情冲击之下博茨瓦纳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一旦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连希腊这样的国家都难逃被国际资本洗劫的命运，何况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南方国家。

其实，以资源还债还有两个风险：一是资源定价不稳定，且以资源还债时普遍会面临资产打折扣的问题。以石油为例，疫情之初布伦特石油价格最低时仅为15.98美元/桶，一场俄乌战争把油价推高到139.13美元/桶的高位。为了切断俄罗斯的石油外汇，美国总统拜登在100美元以上时宣布释放政府石油储备，打压石油价格，石油价格最低回落到70.12美元/桶。美国政府在70多美元时宣布填补释放的石油储备，单单高价释放石油储备、低价填补储备这一操作，美国政府就可以赚多少差价。但俄罗斯、OPEC等广大石油国家却要承受过山车式价格的冲击，俄罗斯甚至还面临国际制裁。有此一例，谁还会相信美国和国际资本会允许发展中国家以高价抵偿债务？

二是不可持续，只有资源丰富的国家才能凭借着卖资源还清债务、并节余部分资金用于发展经济，但多数国家还是跳不出主权债务持续累积的困境，最后的结果是资源没了、债还存在。典型的例子是未富先衰，看看经济学文献里对“荷兰病”的研究就知道了，此处不再枚举。

总体来看，以资源来解决财政赤字或债务问题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不是长远之计。“一带一路”国家需另寻他路。

“一带一路”国家想要增加政府收入，那就发展制造业

对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而言，破解赤字财政的出路在哪儿呢？只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对于少数战略性资源丰富的小国而言，在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时，突击性卖出资源或可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一旦大宗产品价格回落，依靠卖资源还债的路子就又被封堵了，发展中国家还是会陷入长久的赤字财政不可自拔。因此，解决赤字财政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稳定且可持续增长的税收上下功夫。

税收是一道法律题，但其深层次是一道数学题。对哪些产品或环节征税、税率多少，这些问题是由法律条文确定的，从这个层次看，税收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增加税收，却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

比如美国，为了解决赤字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对富人额外征税，前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也曾宣称要对富人额外征税，不过他们只是为了讨好选民说说而已。美国的事情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却折射出了一个现实的全球性问题：怎么增加收入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就是非常纯粹的数学题了。

在所有的产业中，制造业的税收是最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基本参数的方式做简单推演。

以中国为样本。在国内税种中，个人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交易环节的增值税、印花税、契税等，企业需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部分企业需缴纳消费税、城建税、教育税附加等。在2021年国家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列三甲，分别是：6.35万亿、4.2万亿、1.399万亿。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重点分析企业缴税情况。增值税为对企业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课税，可以简单粗暴理解为对毛利征税，国内增值税比率从3%到13%不等，多数工业品（可以理解为制造业）适用13%的税率，多数服务品（可以理解为服务业）适应6%的税率。企业所得税为对企业的息税前利润课税，即对毛利扣除期间费用、加减非营业性收支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应税率为15%。给定制造业、服务业的营收均为100，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张表。

表1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从这张表格看，来自于增值税的税收总额为4.4，明显大于来自于所得税的总额2.25。在增值税内部，来自于制造业的增值税又明显高于来自于服务业的部分。

或许会有人质疑参数问题，如果把服务业的毛利调高到45%，来自于服务业的部分不就大于制造业的份额了吗？此时，来自于服务业的整体税收不就大于制造业了吗？这就引出了表2，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服务的价格会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而提高，此时服务业的毛利和税前利润率都会出现明显的提升。

但这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条件。以中国为例，2008年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率分别为52.96%、46.82%，其中增值税总贡献率分别为25.33%、6.01%；2021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率分别为42.89%、57.01%，其中增值税总贡献率分别为16.93%、16.72%。中国的发展趋势验证了表1-2的变化。

服务业的税收高于制造业，这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金融题。制造业的毛利不仅来自于价格，而且可能来自于生产本身，如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单位产品的折旧与摊销会持续下降，继而推高毛利。但是，对多数服务业而言，毛利只是单纯的来自于价格的提升，而价格的背后是货币和消费能力，对于金融系统漏洞百出的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依靠服务业来增加税收无异于缘木求鱼。制造业不够坚实时直接发展服务业，结果是什么，看看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1990年以来的遭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