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应该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中国尽管富国强兵做的很好，但却没有建立起对日本的文化优势。

或者更准确的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确立了对日本的文化优势，中国对日本，一度曾是文化输出国。但晚近三十年，这一格局却被逆转了，日本再次确立了对中国的文化优势，成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国。

就中国国内的情况来说，随着主流知识界、文化界对民国的怀念和美化有增无减，抗日战争叙述的主流，也从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逐渐转化成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转换，看似仅仅是中国不同的抗日武装谁是中流砥柱的争论，但实际上却再次确认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性”，也再次确认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优势。

为什么呢？因为从人民战争的视角看抗日战争，是“先进的中国VS落后的日本”，而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则是“先进的日本VS落后的中国”。这一点，我在《国家公祭日：抗战叙述不应遮蔽中国进步性》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阅，这里不赘述。

由于国民党军抗战成了主流叙述，由于在这种叙述中看不到中国相对于日本的先进性，所以中国虽然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却不能建立起对日本的心理优势。现在一谈起抗战就是悲情，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至于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国的地面上，绝不允许日本强盗横行霸道”的豪情，则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遮蔽中国先进性的另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媚美、崇美、恐美情绪的产生。因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相对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死”就是国民党能够想象的抗战最高境界，国民党的抗战不是奔着胜利去的，而是奔死而去的，但最后居然不死，那就只能感谢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大恩大德，感谢陈纳德的大恩大德，总之，中国欠了美国一个大人情，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

其实，当时的反法西斯阵营是相互支援的，苏联在纳粹德国1941年发起突然袭击后不死，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能够迅速转入反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主要是敌后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苏美中，支援是相互的，感恩也应该是相互的。

在影视作品中，由于回避了人民战争，其塑造的形象常常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贬低。比如《亮剑》所宣扬的所谓“亮剑精神”——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其实不过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罢了，连“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境界也没有达到，比之武士道“在生死两难之际，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够真正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以上种种背景下，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反而显得团结、强大、悲壮、凄美，颇具魅力。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名流，被美化神风飞行员的电影《永远的零》所感动，根据其中的一个桥段编造一个国民党空军“李姓教官”单机独挑日本32机，并留下遗言“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的英雄故事，一时间赚了不少眼泪。

同样在此背景下，出现“极端哈日族”身着日军军装夜袭四行仓库的荒唐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就是中国晚近三十年，在文化上没完没了的民国化的产物。民国文化必然产生“极端哈日族”、“极端哈美族”，因为民国文化就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面对“纯正”资本主义的日本和美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信。

“文化皇协军”已经在招摇过市，但孕育“文化皇协军”的民国却俨然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没有受到认真的批判，这才是最让人焦虑的。

（原文刊载“新世纪评论”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