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是转型的结束，而是开始。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庆祝伊朗历新年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只是在纸面上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仍然无法得到来自西方金融机构的全面服务，而这正是该国恢复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时所必需的。因此，他指责美国不守承诺，出尔反尔。

哈梅内伊认为，美国并未就此改变三十多年来所一贯秉持的对伊朗的敌视态度。事实上，美国方面仍以“反恐”和“人权”为由限制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而且针对该国的武器禁运也依旧有效。同时，伊朗“革命卫队”旗下的企业则继续受到制裁。

这就是现实。解除制裁和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来说，无非是“硬手段”换成了“软手段”，“以压促变”换成了“和平演变”。而最终的目标——让所有反美国家都改变颜色——却决不会改变。

2016年的古巴和伊朗，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与美国的新一轮博弈，就此开始。

中国的启示

但其实，它们并不是这条转型之路上的先行者，二战之后进入了这个转型模式并取得了成功的唯一国家，正是中国。

回顾当时的历史：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让中国成为了美苏中“大三角”中举足轻重的一极。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坚持着反帝反资的红色意识形态，但实行现实主义政策的尼克松政府，仍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为了共同反苏，主动推动了中美建交。

与今天的古巴和伊朗一样，走出第一步并不难，当时还处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也是在不改变自身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先行实现了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

但真正的“深水区”和“风浪区”还在后面。与今天的古巴和伊朗一样，1978年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迅速升温。虽然政治自主性暂时还保存完整，但随着欧风美雨借开放之门呼啸而入，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立刻陷入了危机。

美国的战略一如既往：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的反美国家，只要有机会，一定对其进行和平演变，改变其国家颜色，尽可能重新扶持亲美政治势力上台。

从1979到1989这十年里，中国在忙着自己的改革，美国也在忙着中国的演变，在很多时候，这两者几乎无法拆开。例如，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发展？是否允许雇工？雇工人数可以达到多少？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这是在公有制条件下的新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问题；但在美国的演变政策中，这是为美国的价值观培育社会基础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两者的方向完全一致。

更敏感的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国发起解放思想运动，鼓励破除迷信，提倡实事求是。对于中国，这是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激发改革开放活力的问题；但对于美国，这正是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举进入的良机。在这个方面，两者也完全一致。

不用说，如果一直照这个节奏进行下去，不出十年，美国的和平演变目标必定实现！

很像是一艘航船在风浪中航行：当航船向一个方向转舵，如果此时又遭受到来自向同一个方向猛刮的狂风，就是最容易发生倾覆的时刻。而一个伟大的舵手就是这样一个人：既要让船顺利转过这个弯，决不改变航线，同时又要抵抗住狂风巨浪的毁灭性影响，决不让船翻掉。

天佑中国，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个伟大舵手。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一边是“三个有利于”，能放开的都放开，一边是“四项基本原则”，能守住的全守住。回顾当年那段历史，不可谓不惊心动魄。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一座“民主女神”塑像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华盛顿特区的一些人恐怕已经提前打开香槟酒瓶了，因为剧情发展甚至已经超出了初定脚本，巨人般的红色中国将在半真半假的“美中蜜月”中倏然变色！

历史见证，美国没能梦想成真，中国还是红色巨人。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会见中邓小平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到这个时候，美国总算明白了，剧本根本不在他们手里。中国这艘航船，不仅依然坚定地破浪前行，而且不惧任何风暴！

斩断了美国和西方外部干涉的黑手之后，国内的争论即回归正常，此后又有关于“姓资姓社？”、“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私营企业家第一桶金是否原罪？”等一系列理论交锋，但大局已定，不再有翻船的危险。1992 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放开步子大胆闯。1993年，私营企业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增至43.2万家。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从1992年到1995年，增涨了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

中国经济持续最长时间的一波超高速增长，即从那时开始。“八五”期间GDP平均增长率为12%，“九五”期间为8.3%，“十五”期间为7.6%，从2003年到2007年，连续5年超过10%.

意识形态方面也空前开放。1997年党的文件重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并进一步提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种开放程度，已然超出了外界最大的期望。

为什么在顶住了西方的压力之后，反而可以更加开放？甚至比西方最初期望的还要开放？这背后的核心支柱，就叫政治自主性。

1956年12月毛泽东曾说过，只要中国社会需要，“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也是体现了国家的地位足够巩固、国家的主权足够强大、国家的政治足够稳定之后的政治自主性。在当时说这番话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明白，1956年之后的中国，因为已经有了政治自主性，即便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变天，不会发生资本凌驾权力、经济决定政治、外国控制内政的情况。

这就是中国对于古巴和伊朗最大的启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局限于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主动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了。这本身就是成功完成了转型的重要标志。

站在中国的1978，可以清楚地前瞻古巴和伊朗未来的转型之路。其中的历史经验，重大而且深刻。而来到了2016年的古巴和伊朗，正可以与中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