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 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雅典学院》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使“民主”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democratic man）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 “民主”即 “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里士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over politicization）和“过度私人化”（over 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破仑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从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这一危险成为更突出的主题。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调。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的论述，并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参与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让我在这里用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co-rulers）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