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终结？

特朗普的政治声明既令人感到迷惑又很矛盾，就像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媒体操纵者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作支撑，但是有一个议题使他博得了许多共和党的基层选民的青睐，也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桑德斯的共通之处：设计了国家主义的经济议程从而留住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这也就解释为何他反对移民——不仅仅是反对非法移民，还有以H1B工作签证留美的技术型人才，以及他为何谴责那些将工厂搬到国外来减少劳动力成本的美国公司。同时，他不仅仅批判中国操纵货币，同时也批判那些友好的国家，诸如日本和韩国，认为它们破坏了美国的生产基地。当然，他也猛烈地抨击了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诸如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以及与欧洲签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

对于任何一个上过大学基础贸易理论课程的人而言，所有这些观点听起来完全堪比异端邪说，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全都会告诉你自由贸易将有助于在贸易伙伴间形成双赢，增加所有国家的总体收入。确实，全球产出在过去两代人间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贸易和投资在GATT（关贸总协定）以及WTO的广泛框架下被普遍自由化，于是在1970年到2008年间全球贸易额翻了四翻。全球化使得数以百万计来自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摆脱贫穷，也让美国积累了巨额财富。

然而两党精英们都认可的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益处，也并非无可指责。基于所有已有的贸易模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化虽然可以提升总体收入，却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分配上的后果，换言之，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中国进口所引发的竞争使美国自1999年到2011年间损失了200万到240万个工作机会。

对此，贸易经济学家的经典回应是贸易所得的利益将足以弥补失败者的损失，甚至还有盈余，而弥补损失主要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使得他们获得新技能。因此，每一贸易立法的主要条款，都会伴随着一系列工人再培训措施，以及纳入新规则来使得工人有时间去调整适应。

然而在实际应用上，这种调整往往都难以落实，并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运营了47个互相独立的联邦职业再培训计划（经整合后大约仍有十多个），在州一级更有数不清的类似计划，而这些计划大多都无法将大量工人输送到更高技能的岗位上，这一部分是落实环节出现问题，同样在理念上也存在问题：计划本身也不明确到底何种教育才能将一位55岁的装配线工人培训成一个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同时，标准贸易理论也从不考虑投资的政治经济逻辑。早期支持工会制度的一个论点认为，资金永远比劳动力更占有集体行动上的优势，因为资金更集中，也更容易协调，然而这一论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再适用于美国了，资金只随着其流动性的提高而更有优势，而其流动性是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所赋予它的。工会所谓的谈判优势很快就被一些不受工作地点限制的员工所破坏了，这些员工不仅马上可以在当前的国家工作，也可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工作。

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用工成本差异实在太过巨大，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到底何种政策才能最终保住大量低技能的工作，有可能甚至连特朗普自己也不会相信鞋子和衬衫能由美国自己生产。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致力于保护生产基地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都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相对生产比重的下降，就算是中国自己，如今也开始失去工作岗位，将低技能工作让位于自动化，或不敌其他有更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地，如孟加拉国和越南。

从德国的经验来说，复制美国的道路并非唯一途径。德国的企业领袖们从不试图去破坏工会的力量；至今，德国人的工资仍是通过员工和工会之间、由政府协调的谈判而达成，结果就是，德国的用工成本高出同水平美国人约25%。然而，德国仍旧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虽然德国从事生产的就业比重呈现降低趋势，但是这一比重一直都高于美国。并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从法律入手保障工作，德国人从来不设立复杂的劳动法去保护现有的工作，反而在总理施罗德2010年的改革议程下，辞退多余的员工变得更加容易。同时，国家对于改善工薪阶级的工作技能也投入了大笔资金，主要用于其学徒计划和其他对就业市场的积极干预。除此之外，德国人也注重对国家供应链的保护，防止无穷尽的外包行为，可以将它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联结在一起。

在美国则截然相反，经济学家们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将制造业经济转向后工业时代的服务经济视作一个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应该欢迎和加速的过程。就像老式赶马车用的鞭子已经过时需要更新，生产工人也应该自己更新技能，成为知识与技能兼具的工作者，从而适应如今这个灵活的、有外包也有兼职的多元化新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他们的知识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除了偶尔有些动作，两边的政党从不认真对待“技能更新”，并不将其当做一项必要调整进程的重心，他们也从不投资那些可以使工薪阶层免受损失的社会计划。所以那些白人工人，就和早些年的美国黑人一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于社会。

2016年4月，一个选民来到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的投票站，参与总统初选投票（图片来源：路透社）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本可以过得完全与众不同。如今的中国人不再操纵货币来提振出口，如果硬要说中国有操纵，那他们最近也在努力为人民币保值以防止资本外逃，但他们确实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的网络崩溃时期操纵了货币。华盛顿本来完全可以威胁，或者强加关税来抵制中国的进口产品，但这也包含了一些风险：比如消费者价格会上升，如果中国因此而拒绝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利率也有可能随之上升。但是这个可能性并没有被美国精英们认真对待，因为他们担心这将引发保护主义的灾难性下滑，而精英们的一时忽视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损失了超过200万个岗位。

再向前迈一步？

特朗普可能已经揪住了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但是希望利用如今选举的这个时机去改革，却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你不能通过强行单边征税或者刑事控告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一下子松开已经存在50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如今，美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全球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将会引发实质性的危机。特朗普建议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将会让百万工薪阶级的医保打水漂，而且他只惠及富人阶层的减税计划将会在未来十年给美国增加10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个国家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但是他应该是一个真正能让政府有效运转的制度重建者，而非一个仅凭个人喜好嘲弄既有制度的煽动家。

尽管如此，如果精英阶层要真正地关心社会不平等和那些身处衰退中的工薪阶层，他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在移民、贸易以及投资领域长久以来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去看是否可能在不伤及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前提下从全球化浪潮中全身而退，并以牺牲一小部分国家收益来换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平等。

显而易见的是，一些改革相比于其他改革有着更大的可行性，其中移民工作是最具理论可行性的一大改革。对移民的整体综合改革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而现如今因为两个原因失败了。第一，反对者反对“大赦”，因为这会给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和执行有关：有批评指出现存已有的法律并没有获得有力的执行，而且尽管先前做出承诺要落实它们，这一承诺也没有兑现。

政府可以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的想法是相当不现实的，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已经拥有了美国国籍，所以一些“特赦”就显得不可避免。对移民的批判是对的，但美国在执法方面已然十分松懈。要正确合理地处理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在城外树立一堵墙来阻挡移民，反之一些其他方式会更有效，比如植入一张生物识别身份卡，或向法院和警队投入大量资金，或是通过政治意志或手段来制裁那些违反法规的员工。对合法移民施加更多限制性政策，比方用大赦一部分移民来换取一些更严格的新法规的落实，将不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早在1924年，政府就曾经这样做过，平等的道路被铺平，并且在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迎来了美国尊崇平等的黄金10年。

除了批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这种没有风险的交易外，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很难再往前发展，面临着前途迷茫的窘境。如今世界越来越多地鼓吹经济国家主义，华盛顿要推翻这一进程——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就是建立和维持在这一基础之上——将可能引发一系列报复行为与后果。一个可能的切入口是尝试说服美国的那些跨国公司，将他们所拥有的两万亿美元的海外现金拿回本国做投资。另外，如今美国的公司税税率是经合组织中最高的，如果能将这些税率大幅削减，同时减少那些企业协商所获的税收补贴和税收减免，这种政策将有可能得到两党的支持。

另一个倡议可以是大量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预计，到2020年，美国需要花费3.6万亿美元来彻底更新国家基础设施。美国可以以低利率贷款1万亿美元来启动这个庞大工程，这不仅能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更能从长远提升美国的生产力。希拉里计划动用275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但是不论美国试图完成上述两个目标中哪一个，都将会遇到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运转无能，比如它的“否决政治”就既不支持税收改革，也反对投资基础设施。美国的体系赋予那些组织有序的利益集团轻易阻碍立法的权力，也让他们可以从新提案中轻易谋利。所以，要修复体系漏洞，减少否决权和简化决策程序都应该要提上议事日程。必要的改变还应该包括废除否决政治，取消选举预算，简化复杂立法，并且转化为更小型的、有更多专家参与的小组，从而为国会上下提供整合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契机。由于他的个人主张，特朗普与共和党的正统思想决裂了，这一正统思想自里根时代开始流行，主张低税率，建立小型安全网络，这些主张都以公司利益为先，远胜过对工人利益的关注。相类似的，桑德斯也号召了左派采取抵制行动，而这些左派2008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们贴在民众支持的政策上的标签，尽管他们对这些政策并不喜欢。当然，我们也无法让民主党选民总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导致政策决策愈发复杂的时代。但是精英们却也老是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被公众拉下台时常常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动员民众这个方法也很难评判其利弊：他们在改革时代和新政期间，确实做了很多壮举，但也有不少令人失望的事件，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处于衰弱中，只有当愤怒的民众遇到了明智的领导人，这种体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出现一位智者来领导美国还不算太晚。

（青年观察者宋祎琳译自2016年7-8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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