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的转折点

19世纪60年代是发生根本变化的十年，塑造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以及两国的关系。中日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并在不相往来两个世纪后重新恢复了官方接触。

1861年“同治中兴”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太平军正在失势，到了1864年则被彻底镇压。对于同治帝的新领导集团来说，这是一个遏止王朝衰弱、重建国力的机会。在日本，幕府将军于1868年被推翻，明治维新给了日本一个新的领导体系来应对难题。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响应西方挑战时应该优先做什么？对于这些，同治朝和明治维新的领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862年，在中日关系间断了两个世纪后，两国官员终于见面了。

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在19世纪70年代签署了一份正式条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对方国家建立了常驻公使馆。

东交民巷日本驻华公使馆大门

同治时期的儒学复兴和洋务运动

1861年，五岁的同治帝在父亲咸丰帝驾崩后即位。朝廷热切希望重建被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破坏殆尽的社会秩序。咸丰帝驾崩时年仅三十岁，被认为是一位失败的皇帝，留下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太平军败北为清朝提供了“中兴”的机会。

1875年，同治帝驾崩时年方十九，因此他从未掌握实权。真正掌权的是他的皇叔、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及其生母慈禧太后。慈禧进宫时是咸丰帝的嫔妃，诞下皇子载淳（同治）后成为最受宠爱的妃子。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立三岁的侄子载湉（光绪）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非常善于管理朝政，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恭亲王和一些地方官员认识到，要对付洋人必须有新技能、新技术，包括新式船只和武器。但仍然有很多官员只专注于道德修养，认为这才是存续国祚之道。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与众多重臣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的本质，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的缺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重建传统文明的道德基础，重新确立科举考试的重要地位，取缔买官卖官的现象。慈禧太后很重视事物的象征意义，她认为兴建宏伟的园林可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年间，清漪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慈禧意图在原址重建一个庞大而富丽的新园林（即颐和园）。

1861年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致力于训练军队、建造军舰和制造武器。在恭亲王的支持下，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设立了武器制造厂。起初他们请外国工人帮忙建厂，后来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到1871年江南制造局已能生产出来复枪。他们也在福州、上海和其他地方建立了造船局。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购买和制造船只的数目已经超过日本。1873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以便拥有为本国商人服务的的中国商业航运。慈禧太后一开始嫌火车过于吵闹而推迟了铁路的建造，但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铁路已经将港口城市与华东和华中的城市连在一起。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进行了。

中国最早通往开平煤矿的火车唐胥铁路

同治时期，清廷曾派出使节团出洋，以了解外国的发展情况，但不如日本于1871年至1873年间派出的岩仓使节团那么庞大而有系统。同治使节团回国后，也没能像岩仓使节团那样在规划和实施新的发展项目上扮演关键角色。平定太平天国的伟大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国藩曾与很多外国人合作过，中国利用这种对外联系获得洋务运动必需的制造技术和军事设施方面的信息。

学者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研究这一时期出洋的中国使节团，认为使节团成员对外联系广泛，其中有些人对他们所考察的科学与技术还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各自都努力地去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别。

岩仓使节团启航三年之前的1868年，清廷派出的蒲安臣使节团于5月到达美国。使节团延长了出使时间，访问了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在1870年10月回国前，还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派遣使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的外交方式，并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一位在中国深受尊重的美国人。1867年11月他刚卸任当了五年多的美国驻华公使一职，被清廷任命带领使节团出洋。蒲安臣使节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包括两位资深的中方代表——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志刚是举人，孙家谷则出身进士，他们都是熟悉儒家经典的清廷官员。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870年2月蒲安臣在旅途中死于肺炎，此后使团由志刚和孙家谷带领。蒲安臣使节团会见了包括俄国沙皇在内的多位国家元首、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旅居海外的中国人。

在欧洲，他们访问了工业基地、矿山和船坞，观察了蒸汽机以及电力的使用。从志刚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途中所见机器以及该新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具有深刻的理解。使团代表们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日记显示，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问题。比如，他们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拥有崇高理想、在中国做好事的基督徒，会欺负加州矿山的华工、压迫殖民地的百姓？回国后，使团成员都写了出使报告和奏章。志刚日记中所写更为详尽，后日记以专书形式出版。

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1868—1870)期间志刚第一次参加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是书即为此次出使见闻纪录。书中记述了美、英、法、德、西、比、荷、丹、瑞典等国的国政民情、工艺制造等事，既多史料，又有个人见解，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参考资料。“泰西”，犹言极西，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一些参加使团的中国人对自己在西方观察到的事物评价正面，被保守派指责过分倾向外国习俗。但李鸿章等官员对使团成员报告反映的国外发展情况很感兴趣，鼓励他们对政治和经济事务进行更广泛的介绍。慈禧太后也亲自接见了一些使团成员，以了解外国时事。然而，一群身处高位、儒学根底深厚的保守派并不支持现代化，未曾落实出使者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岩仓使节团回国后领导了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和技术更新，而蒲安臣使节团成员却无法很好地利用他们所观察到的经验。

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都做了日本首相。

当日本领导人致力于投资工业和基础设施之时，朝鲜和中国的统治者正在大兴土木，意图通过建造豪华建筑物来展示帝国的伟大，重振民族精神。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对拥有约三百三十座建筑和近六千个房间的皇宫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与之相似，慈禧太后挪用了本可用于加强工业基础建设的资金，扩建并整修了北京的颐和园，包括一座大理石石舫。实际上，重建颐和园内这一昂贵的石舫的钱，本来是用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

北京颐和园石舫，又名清晏舫

李鸿章等官员相信，除了设立新的工厂、军工厂和船坞外，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变。他鼓吹中国要像日本一样，送年轻人出国留学，而科举考试应该不限于文化领域，也要在技术领域进行。然而，李鸿章的建议未获采纳。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1885年后，北京保守派官员对现代工业的支持减少了。中国在建设工业和制造武器上获得了很多成就，但未能像日本那样实行彻底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