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清失败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已准备举事。他们的行动，其实是看到吴胜兆反清计划带来的新希望。岐曾给顾咸正的信中，有这样的隐晦表达：“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

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很兴奋，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丁亥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顾咸正亦曾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他与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

与岐曾一样，谢尧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狱，是岐曾救了他。他经常负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义士与浙东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工作。很遗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谢尧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阙（今属奉贤），因衣冠与时不合，露出疑点，被柘林游击陈可抓获，同时搜出了一些书信表疏。据清初人的回忆说，谢在被捕前，还“口出大言”，被捕后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吴胜兆负责，所以抓到谢尧文后，只作了关押处理，没作进一步审问。不久，吴胜兆的部下发生内讧，吴的兵变失败。巡抚土国宝派人搜查吴府，发现了那些“逆反”书信与表疏，十分震惊。随后，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余以顾咸正、夏完淳等为代表的抗清志士计三十四人，都被捕获。在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人审理这起大案的题本中，岐曾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提，主要就讲顾咸正与抗清已诛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怀不轨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图与舟山的黄斌卿等人联心，勾连湖泖党羽，“具应依谋叛律，不首从皆斩”；他们的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都“流二千里”。

这样一件反清大案，当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陈子龙。陈子龙听到抓捕风声后，与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将他们藏在仆人侯驯的家中，后来转移到在昆山的女婿顾天逵处。其目的，就要是转道昆山进入苏州，再通过海路远走浙东。岐曾的日记于此事记载较细。他说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风声较紧，陈子龙与夏之旭避至嘉定乡下的王庵地方，大概离侯家居地不远。可是乡间到处传言，清军大兵俱集松江，将兴大狱。他们重找避地，躲到离王庵仅三里的丰浜，应该在侯驯的家，但四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此后，他们想转道至苏州府常熟县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严，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镇的杨彝处躲藏，却被杨氏拒绝。

电影《柳如是》中的陈子龙

这时，岐曾已避迹于嘉定厂头的恭寿庄。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驯回到嘉定侯家住地，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陈子龙就被捕了。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抚土国宝审讯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要他通个家信，岐曾曰：“吾已无家，何信为？”次日再审，岐曾踞坐，大骂不止。十四日午刻，岐曾与夏完淳、顾咸正及仆人侯驯、朱山、鲍超、陆二、李爱等一起，被杀于松江城西门的跨塘桥，即“云间第一桥”。与他们一同死难的，还有顾咸正的两个儿子天达与天逵。他们皆因藏匿子龙而死，与子龙的死一样悲壮。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岐曾为“好男子”。

通过岐曾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岐曾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一样，也比较糟糕，有时便秘六七日、有时又是急性腹泄（日记中常说是痁、霍乱或“河鱼暴下”）、有时是痰火病发、有时为寒热重症。五月初七，是俗传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动日，岐曾尚未从一场严重的腹疾中恢复过来，就准备请工匠为他母亲打造一具寿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为有人来报告“千确万确”的消息，道是官府当晚可能会来他们住的恭庄抓捕，岐曾还带着侥幸心理让家人保持镇静，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初九日，岐曾的母亲还在逗弄孙儿为乐，报信的人再次来传递危信，“彰彰有据”，结果晚上还是没事。岐曾还是大意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清初帝国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态度、依归取向，产生了很大分化。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绅，为生活所迫，为实现个人的愿望，暂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而一些乡村中的强宗大族，似乎对“华夷之别”并无观念上的严格区分。如上海地区的大族曹氏，较为积极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在以后的“奏销案”使他们一度衰落。但为后世多所称道的，是一些士绅与民众奋起抵抗，否认清政权已经建立的事实，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动，若非其日记的留传后世，单凭想像，人们很难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与岐曾暗中勾连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称遍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所谓“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殉难时不过17岁的夏完淳，留有绝笔诗有云：“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临刑前，完淳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而岐曾的日记，亦如清代人讲的那样，所谓“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人不忍卒读”。人生命运的变幻与时代的不幸遭际，时时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从这个层面而言，“嘉定三屠”后的江南社会，无疑带有浓厚的悲情色彩。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