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级干部

离开时还是毛头小伙，此次回乡，令狐野已年过50。

和他一同回来的，除了妻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那时全县也没几个非农户口。”平陆县一位老者对澎湃新闻介绍，按照当时我国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这是比县长都官大的人物，全县上到老下到小，没有人不知道这户人家。

而在常乐镇十多公里外的洪阳村，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这是一个依黄河而形成的村庄，不远处就是光绪《山西通志》里提及的“洪阳渡”——它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村里有1000多人，荆、谭、令狐是三大姓氏。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原本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冻水注》也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的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唐代时朝中为官者数人。只可惜此后家族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村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论历史已有2600余年。

令狐野回到平陆时，父母已过世，村里还有不少亲戚。其中有一个姑娘叫令狐桂英，小名爱女，身份最为特别。

“爱女是狐野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在洪阳村民的讲述中，令狐野的另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令狐野投身革命前，娶过同乡一位姑娘。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去了延安以后，他认识了同为医护人员的王黎明，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和地方，离婚是件天大的事。

令狐野的选择，让第一任妻子异常尴尬。她一生没有再嫁，伺候公婆，抚养幼女，一家人的关系也显得格外微妙。

“爱女和她爸感情不太好。”洪阳村的老人说，爱女脾气和令狐野一个样，一个字——犟。

十几岁时，爱女背着红枣、核桃去陕西看父亲，令狐野偏不要，让背回去，父女间自此有了隔阂。

因此，告老还乡的令狐野，不回村里居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彼时，洪阳人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两岸上千村庄被淹。刚刚完成搬迁的村民，正忙着恢复生产生活。

安居常乐

令狐野在常乐镇安了家，没过多久，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上个世纪60年代，平陆县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地窨院。说白了，就是在地下挖个10米左右的深坑，四壁凿出窑洞，一般为10孔-12孔。

常乐镇后村令家旧址，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被填平。 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 图

这类建筑冬暖夏凉，而且不需要钢筋、水泥、砖瓦……造价低廉，在平陆十分普遍。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全县地窨院达到2万多座。

令狐野先是在常乐镇南边的上皎村凿了一个窑洞，土质和周边环境似乎不太行。于是他又找到时任常乐后村的村支书蒋守立，希望再打个延安式的窑洞。

“你是，还是打个报告吧，上面同意，我这边就没意见。”蒋守立解释，一般情况下，普通窑洞占地七分，延安式窑洞占地一亩，这个主不是他能做的。

很快，令狐野拿来了上级领导的批复。两个月后，后村西北方向，一个全新的窑洞出现在人们面前。

它有12个门洞，雕花门窗，屋子内部两侧是贯通的，不出门就能从东侧房间走到西侧房间，这也是延安式窑洞的一大特点。

作为全县少有的干部家庭，住在常乐后村的令狐野一家，无疑是备受瞩目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家人经济条件不错，夫妻俩都有退休工资，平日里买水果、鸡蛋都是一包一包、一筐一筐往回搬。

不过，他们家穿的、用的都很普通，5个孩子时常都是一身旧军装，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

令狐野出生于1909年，这位经历了晚清、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的“老革命”，有着极强的阶级观念。

他会给生产队的社员发放防暑药品，给周边村子的赤脚医生免费培训，也会给上门求诊的穷苦老百姓看病。但对于富农、地主，别说看病，他连自家大门也不让对方迈进来。

一位后村村民还记住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小时候，村里的男孩经常打打闹闹。

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打闹，令狐野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富农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动手，令狐野就把这叫做“阶级报复”。

“老汉可倔了，脾气暴躁。”在多位后村老人的记忆里，令狐野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令狐野生性耿介，为人真诚，也要求别人应该诚实。

平陆县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干活，令狐野除了付工钱，每天还给每个人发一盒烟。有个小伙子说他不抽烟，老先生便不勉强。休息时，他却看到这个小伙子也在抽烟。

“你不是说不吸烟么？明天就不要来了。”令狐野说得很直接。

相比之下，妻子王黎明要和气许多。她比令狐野小10岁，时常带着自己制作的酸菜送给邻里乡亲。

不知是不是因为落脚后村时帮过忙，蒋守立算是能跟令狐野说上话的人。

这位老支书能够觉察到比村民更多的信息：令狐野的身体不太好，他的右胳膊抬不高，为此他还自嘲“这只手跟木棍没啥区别”。

有时候，令狐野也会和他讲讲过去的经历。

“离开延安后，他去了北京，又在河北石家庄和陕西临潼的疗养院工作过。”蒋守立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曾告诉我，自己在石家庄的疗养院工作时说错了话，才被调到了陕西临潼的华清干部疗养院。”

高干子女

由于缺乏更多资料，蒋守立的说法无从考证。

可以确认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令狐野确实在陕西临潼工作过。这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资料显示，1954年，陕西省卫生厅决定新建陕西第一干部疗养院，地点就在临潼骊山脚下，面积5025平方米。

该疗养院之后更名为陕西省华清干部疗养院，1955年左右投入使用。

多位在华清干部疗养院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对澎湃新闻表示，令狐野担任过该院副院长。那时，他就给大家留下了暴脾气的印象。

“不好处，老跟别人意见不同。”一位和令狐野共事过的医护人员坦言。

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的同事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对令狐野一家的记忆，还有5个孩子的名字。

“方针、政策、路线、完成……”老人们没想到，当年满街跑的小娃，如今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姓名的由来。

不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平陆，令狐野家的5个孩子正值青春年少。

老大令狐方针1950年出生。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因为成绩一般，在常乐后村念完高小后，就去了分数要求稍微低一点的张店中学。

老二令狐政策比大哥小两岁，也在后村念的高小。同村一位姓裴的小学同学对澎湃新闻回忆，政策从小就成绩好、老实、不太爱说话。

老三令狐路线1954年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爱唱爱跳，是个活泼的小胖妞。

令狐野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叫令狐完成，大约1959年出生。刚回到平陆时，他还是个黑黑胖胖的小家伙。

5个孩子也得到了更多关注。

一位和令政策年纪相仿的后村村民称，除了大一点的令狐方针，小时候，他经常和令狐家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玩。

“政策、路线、完成，每人头上都有三个旋儿，我看过的。”在他眼里，这个小小的特征，已经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不同寻常。

传奇色彩的笼罩下，令狐家的孩子也在一点点成长。

几位平陆同乡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管教很严，尤其重视子女教育。他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国家大事，增长知识。

令狐家的孩子也表现出良好的家教。他们懂礼貌、爱看书，不像一般的农村孩子到处疯跑，出去玩也会按时回家。

除了令狐方针，其他四兄妹都先后进入镇上的常乐中学读书。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还在念初二的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去了北京。

红色基因

1968年，令狐家迎来一个重要节点。

这年2月，大哥令狐方针应征入伍，成为青岛某部队一名海军战士。7个月后，老二令狐政策初中毕业，正式迈入社会。

当年全国上下，正掀起一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年仅16岁的令狐政策，也怀着一腔热血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县东曹川一带的深山中。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对澎湃新闻描述，当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狐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在大家眼里，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他就离开硫磺矿厂，回到常乐，在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

和令狐政策一起在公社医院抓药的一位老同事回忆，年轻时的政策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大家在一起，无非就是聊天、轧轧马路、学骑自行车。曾经有人还给他介绍过一位加工厂的姑娘，不过政策没看上。

1971年，对令狐家而言又是一个重要年份。

这年年初，常乐中学恢复了此前因“文革”爆发而停办的高中，令狐路线成为办学恢复后的首批高中生。

也是这一年，令狐政策有了走出平陆的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7月，令狐政策进入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去了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19岁的令政策

据平陆县人事局一位退休老干部对澎湃新闻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读过书、家庭成分好、表现优秀的令狐政策脱颖而出，直接调到了省里。

为了欢送这个即将走出去的年轻人，常乐公社医院还特别合影留念。老照片上，19岁的令狐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大哥、二哥都去了外面打拼，令狐家另外三个孩子还在继续学业。

令狐路线当时颇为高调。

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梅。

“文革”期间，学校的批斗、游行一场接一场，个子小小、扎两个小辫子的令狐路线是站在队前或台上大声呼口号的姑娘。

这也再次印证了令狐野一家的“红色基因”——父亲不给富农看病、看重阶级成分，孩子是红卫兵的杰出代表，就连早早去参军的老大令狐方针，也给人留下善于搞活气氛、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的激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