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那靠什么弥补呢？比如与埃及政府或是民间机构合作？

Burmeister：埃及是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和之后一系列相关协定的缔约国，难民署和埃及合作已经数十年了。我们的不同工作组在埃及的对口机构主要是外交、内政、教育部，当然还有住房、社会团结等相关部委。埃及的医疗和教育是免费的，对一些国家的难民也实行本国国民待遇。当然，政策和执行之间还有很大距离，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

王丁楠：我感觉目前埃及的难民政策还很不稳定。例如叙利亚难民接受高等教育问题，到底是按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标准收费，这个差价可以到每年几千美元，对难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虽然目前是按照本国国民待遇执行的，但政府提出这些政策须逐年审核修订，这导致人们没有心理预期，也没有安全感。同时，政策执行起来有很多水分，对难民的非法索要和违规收费也是屡见不鲜。

Burmeister：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客观现实，就是承载力的问题。无论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是贫困救助，埃及政府对本国公民的需求都顾不过来，更不要说难民了。即便没有难民到来，这些公共服务体系都已处于超负荷状态。

难民在领取救济

王丁楠：在你看来政府对难民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Burmeister：这个我说不好，毕竟在难民署我的职责不是跟政府打交道。虽然埃及国内舆论对难民有很多指责，比如给他们贴上威胁政权稳定或是恐怖分子的标签，但埃及政府作为难民公约的缔约国，还是会守住一些接纳和保护难民的底线。

在这个基础上，难民署要帮助埃及改善难民政策和管理机制，敦促它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从能力上看，埃及过去应对每年的常规难民就已经很费劲了，这几年又新增了这么多阿拉伯难民，新增外来人口规模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因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难民署做工作，大量的行政事务由我们负责，发展项目也是我们牵头。

王丁楠：在社会层面呢？埃及当地还是有不少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救助难民的。

Burmeister：对，埃及本地的一些组织，像StARS（注：St Andrews Refugee Services），针对难民设立了专业化的帮扶项目。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一些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比如Caritas（注：一个总部设在德国的公益组织）、MSF（无国界医生）等等。我们在很多方面依赖他们的帮助，比如为难民提供法律咨询、心理诊治、社区服务、医疗救助、学前教育和职业培训等，这里面既包括短期的紧急救助，也涉及长期的可持续的援助方案。

王丁楠：说到长期方案，我注意到难民署提出了三个政策工具，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促进本地融合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自愿原则下的）返回来源国以及向第三国转移安置。后两项方案适用于埃及吗？

Burmeister：鉴于目前在埃及难民的来源，回迁的可能性很小，南苏丹难民或许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返回来源国。除了帮助他们融入埃及社会外，向第三国安置是我们正在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比如，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主动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它会借助联合国的平台，经过难民署，从现有注册的难民中选择一部分，然后交接。

王丁楠：哪些人会被优先考虑呢？

Burmeister：有些国家会提出一些具体条件。而我们参照的标准，主要是优先考虑那些融入埃及遭遇更多困难的人，比如出于健康原因，或是受到社会歧视。对这些难民我们会优先考虑向第三国转移安置。

难民署在埃及的职责和日常工作

王丁楠：下面咱们具体说说难民署的工作。联合国难民署在总部和世界各地有超过9000名公务员和合同制雇员。在埃及有多少编制？他们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Burmeister：我们现在有240个员工。他们的职责涵盖的范围很广。比如，难民来到埃及，如果想得到难民署的帮助，必经的环节是注册登记和调查核实，这需要有人负责。其次，我们有很多功能性的小组，分管难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教育、食物、健康（比如疫苗接种、妇幼保健）、儿童权益保护等工作。这其中会涉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外，还有一些必需的行政岗位，比如公关、翻译和办公室业务。

王丁楠：你是负责调查核实的，也就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权获得难民或政治避难者的身份？

Burmeister：对，难民到我们这里注册后，会得到作为申请避难者的身份证件。为获得难民或避难者的正式身份，他们需要向工作人员提交一些文件，为接下来的调查作准备。同时，他们会被分配到一个面试时间。我负责在总部的办公室里给难民一一面试，收集更多信息。

王丁楠：从注册到面试再到获得难民身份，大概要多长时间？

Burmeister：这很难说，要根据每个人的来源国、申请理由以及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而定。我们需要在保证调查质量和提高救助效率之间作平衡。有些人可以很快获得难民或避难者身份，比如他在自己的国家作为种族冲突的一方或是政治反对派，面临生命安全威胁。

还有些案例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例如一个人说他在本国遭遇歧视，所以迁移到埃及。我们需要调查他遇到了什么样、何种程度的歧视，然后才能作出判断。再比如，很多非洲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或是改善生活。通常来讲，这样的理由不足以使他们获得避难者身份。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作出拒绝的判定，而是要进一步挖掘信息，调查他在自己国家找不到工作或难以维持生计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政策性的歧视，还是单纯为了在外国寻求新的机会。

王丁楠：你现在工作强度怎样？

Burmeister：一周要花四天作采访。每天最多可以作三个。其余的时间用于信息整理和分析。

王丁楠：每次面试后你要整理出谈话记录吗？

Burmeister：需要。采访录音会被存档。我要根据录音，和翻译一起整理出文稿，结合被采访者提供的其他文件，写成分析报告，进而给出一个是否给予他难民或避难者身份的意见。总部领导会审核，做最终决定。如果领导认为还需要其他依据才能作出评判，我则必须和当事人约下一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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