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额尔瑾】

中韩两国的民间风俗节日中，都有“端午节”，但两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从时间维度来说，中国的端午节较早，而韩国的较迟。从活动内容来说，韩国的端午节仍有许多方面是延续了中国的实质内容的。

中国式的端午节，起源很早。从根本上说，这一节日，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观象授时”活动的产物。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纪念屈原早得多。

“五月五日”在古代的祭祀学中，就吉凶本质而言，是“恶月恶日” ，于是就有了此日生子“不举”的讲究(《史记· 孟尝君传》)。由于孟尝君在世年代与屈原相当，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屈原是知道“端午日”的特殊性的。

屈原以端午之日自沉汨罗，遂使“五月五日”的宗教祭祀活动有了新的对象、新的轨道。汉代《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又曰：“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太平寰宇记》)《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这就是南方民间的端午节，因为屈原之死，从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形式。这是中国式端午节的一大转折。

现代人组织的祭祀屈原活动（新华社 郝同前摄）

而在屈原沉江之前，端午节的活动就已经和春秋之末的吴臣伍子胥之死相关联，或者与更早的晋臣介之推之死相关联。但是，最终还是定位在纪念屈原之上。自南北朝以后，中国式的民间端午节基本定型，未见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的端午节，起源于三代的观象授时，反映的是农耕社会的气象需求，以及对人的安危生死的关注，屈原则给这一节日涂上了忧国忧民的色彩。

端午节在后来的发展中，祭祀的色彩仍然明显。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又云：“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瀕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以为攘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擢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

然而，因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特色，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端午节的节日色彩越来越多，祭祀色彩已经不是主流。

在中国不同的地域上，不同的民族中，端午节呈现出特别丰富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五月五日为通行的端午节时间，湖南、湖北、四川一带则称五月五日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端午节俗活动在十天以上。“五日竞渡，楚俗所同。至十五日名曰大端阳。食角黍、饮蒲酒如前。十三、十四、十五三日，龙舟尤胜，与他郡异。”

四川华阳县对于五月五日，“俗谓之‘端阳’”；对于五月十五日，“俗谓之‘大端阳’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五月）初五日为‘龙舟会’。士女皆泛菖蒲、雄黄酒，悬蒲、艾于门以辟邪。亲友咸以角黍相馈遗，近水居民则为龙舟竞渡。相传屈原以是日沉江，故为角黍、龙舟以吊之。十三日为‘关帝会’，二十八日为城隍生日，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西南卷》）

至今流行于台湾近海地区的五月初五至初七举行的扒龙船活动则是集纪念屈原、辟除邪恶、祈求人寿年丰为一体的仪式。

苗族的龙船节虽然掺杂着纪念屈原的内容，但“龙船节从祭祀活动到竞赛场面，都标志着苗族举行这一活动是为了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整个活动更像是一次群众性的禳灾祛病、除污去毒的卫生运动”（李廷贵，张山，周光大《苗族历史与文化》）。黔、湘一带的苗族是日还举行传统的赛马、斗牛、踩鼓和“游方”活动（徐杰舜，徐桂兰《中国奇风异俗》）。

云南开化彝人“五月五日正午走马，以角力射柳为节” ，而且，地方文献称此俗传自明永乐时代的宫廷（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藏族青年男女“于是日到郊野游乐，进行赛马、对歌、丢手帕、抢帽子等活动”（叶大兵，乌丙安《中华风俗辞典》）

从这些列举出的习俗来看，端午节发展到后来，更趋向是一个节日，以祭祀为主题，过节为主要目的。

元代王振鹏《龙池竞渡图》，台北故宫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