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官为难的不仅是出什么题目。如果因为考题，考生答出了大逆不道的话，考官也要遭殃。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乡试，主试官叶经用《论语》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个考生大概对朝廷多有不满，也许考官此刻也有引导士子们批评朝政的嫌疑，总之吧，有个不怕死的考生这么答道：“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嘉靖皇帝一看，这还得了，这是想讽刺我自作聪明是吧！于是，出题的考官与答题的考生都被廷杖致死。这样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少见，天启四年（1624）八股文大家艾南英参加江西乡试，在试卷中有批评宦官干政之语，此时大太监魏忠贤正如日中天，你这不是找死吗？还好，他最后只是被逐出考场。

北宋时，苏东坡自熙宁四年（1071年）一月开始担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其间出了一道州试试题。题目取的是“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意思让考生们吐槽历史上的独断之臣，这显然是在暗讽当时的王安石。不久之后，苏东坡就被罢黜了。

清末时，科举逐渐走向衰落，加上西学的冲击，很多地方官员出考题时也大多与时政有所关联。只是，晚清政府对于科举的态度开始时总是暧昧不清，以至于下面的人也只能是案子揣摩慈禧太后的用意。例如在1899年2月，学政王同愈在湖北各府按临时，就出题：“国家设科取士，其意安在？士子所学何事，以应国家之需？试各抒所见。”（顾廷龙《王同愈集》）

又比如1903年武昌府试，该省的学政有意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作为试题，题目的内容为：“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朱峙三日记》）

虽说此时科举已经不按照八股的办法，就从那基本固定的书中取题目，但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革，这些考官们出惯了八股的刁钻题目，反而不知如何在新事物中取之，所用的题目更加是朝廷与考官心中的困惑，希望有人可以答疑解惑。

晚清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学校，图为同文馆课堂照片

比较明显的是，在1904年5月末山西甲辰会试的头二场题，试题所涉内容广博，古今中外、史实与时事、外交与内政均有提及，表现了当时考官们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对八股旧文的不舍。

在这场考试中，头场的试题题目是：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秦穆尚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圈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便都是与当时时政有关的题目了。主要是：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兴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3)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存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4)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二十余员，遂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利弊得失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以上资料取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4年5月31日）

此时科举虽废，但科举之风尚遗留，对于未来的迷茫，使得考官在出题上也更加务实。另一方面，这些考官大多仍是科举出身，被当年那些语句不通的题目给折磨过，因此也没有完全放弃古文的题型。这么一看，摆脱了八股束缚的考官，出题仍然是个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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