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麦当劳发生的血案牵动了国人的神经，哲学家们也为之“惊慌”。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尽管哲学家无力改变每一个人面对惨剧的选择，但不妨听听他们的思考。】

2014年5月28日晚，招远市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顷刻间变成了血腥的“刑场”。一位吴性女子被六名邪教分子当众群殴致死。在案发现场的视频中，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暴徒“永世不得超生”、“谁管谁死”的吼声，以及被害人撕心裂肺的呼喊……

无论对身处“刑场”的其他市民，还是事后陷于震惊中的我们，“刑场”很容易演变为一个道德“审判场”。在此笔者当然不只为了控诉暴行，我们的控诉在多大程度上能弥补事件所带来的伤痛？更不是要谴责在场者，以及拍摄视频的那位市民的“冷漠”，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大义凛然，根本就是虚伪而甚至有害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面对类群体性的暴力，我就一个人，我怎么办？作为一个个体，在暴徒团伙面前，能不能制止悲剧的发生？不得不说，这是我们当今道德观念中又一个致命的困境。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构成，毫不讳言包含着许多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道德因素。例如，将“人是理性人而趋利避害”的预设视为其前提；将个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视为必须要捍卫的底线；社会正义依靠于特定的社会机制（如法律）来维护等等。虽然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中还存在着更高的强调“宽容”（liberty一词的本意）、“相互理解”、“遵守契约”，以及康德式的“义务论”（“把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面向，但其主体还是底线式的思维方式。例如像霍布斯所言，人们为了保全生命而宁愿接受“利维坦”（带有强权色彩的国家机制）；像洛克所说，为了保证个人的财产权而必须签订“契约”。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所看重的是那些以个人为出发点而构成的不容侵犯的权利。这就是现代社会观念以及个人道德观念的基础。借助于以赛亚•柏林爵士的概念语汇来表达，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核心仍是“消极自由”（“免于某事的自由”）的向度。

之所以要引出这一连串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无非旨在说明，作为个人，面对群体性的暴力我们无能为力。首先是，作为自然人，亦即之前所谈论的那个前提：理性的、趋利避害的人。当你面对这六个暴徒对一弱女子拳打脚踢时，即使有再强的正义感，你也很难挺身而出。因为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知道“好汉架不住人多”，在考虑到自己未必有帮手的时候，一个人怎么打得过六个人？鲁莽行事，必然弊大于利。况且对于暴力的恐惧是我们自然的反应。勇敢确实不属于每一个人。于是忍气吞声的站在原地，领受着道德谴责似乎就不可避免了。其次，一旦挺身而出，你便将自己置于暴力的焦点之中。如此一来，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下，而生命似乎又是最高的原则。是否能承担为了他人生命而付出自己生命的后果，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对之我们应该敬仰，但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要做到。第三，在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下，社会的正义问题要由社会性的机制来解决，例如法律以及警察。但回到我们的事件中来，这似乎有构成了另一个困境：我应该做的，似乎就是立刻报警。可问题是短短两分钟就足以打死一个活生生的人，警察赶到之时能作的只是抓人，而不是救人。法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惩罚暴徒，但这仍是一种“补偿正义”。对于受害者的家属的损失，真的能弥补的了吗？

因此，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单只是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题。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道德在群体暴力面前必然会陷入困境之中。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判断，但残酷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因为道德观念不只有个人主义这一条路径。此路不通，那就另起炉灶。

当个人陷入困境，或许可以在群体那里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当面对“作为个人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于“作为共同体中的人”来寻找出路。人是社会性的，我们不只有个体（individual）的一面，也有社会性（social）的一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提出了“爱”与“团结”能维系人的群体性向度。当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耐特又将此二者（还包括“法律”）转化为社会性的承认机制。当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处在一个群体之中，就会有一种强的力量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好。正如被别国侵略时所产生的“爱国主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回到我们的事件中来，如果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能在此时发挥作用，是否多少能削弱一些不幸的程度？一个很不恰当的假设是，如果麦当劳餐厅的全体员工，能在此时扮演这个群体的角色，是否后果不至于如此严重？在此我绝无对餐厅员工的责备之意，也不是要为其他目击者摆脱责任。我想强调的只是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学校的、企业的、社会的）中，能加强群体性一面的构建，那么当突发状况再起之时，或许就可能有那么一点不同。

（作者：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