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拉动”不应盲目贬低

在重庆的例子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出投资的重要性。2015年前三个季度，重庆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其固定资产投资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今年1-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同比增长10.3%；而1-8月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则高达17.4%。就拿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与京东方共同出资建立的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来说，该项目建设的是处于全球先进水平的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生产线，2013年7月17日桩基施工，2015年4月8日投产。这一兼具保速、升级等多重功效的大项目，靠的正是投资：计划总投资高达328亿元。

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经济要增长总离不开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增长就无从说起。现在要扩大消费、推动创新，这些做法都没错，笔者完全支持，但需要警惕有些舆论借“消费拉动”、“创新拉动”来排斥投资拉动。这类观点跟“降速提质”论一样，也是似是而非的，将投资与消费、创新割裂、对立。

其实，“消费拉动增长”，并不是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只是媒体炮制的流行话语而已。近年来，林毅夫、罗思义（John Ross）等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曾专门撰文指出“消费拉动”一说是非学术、不成立的。消费不会自行增长，不会自动拉动生产，消费的增长或扩大反而要靠投资来支撑。简单地说，假设消费扩大了，那相应地就需要增加供给，供给增加就需要生产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就需要进行新的投资——上新的车间或设备。可见，即使以扩大消费为核心或出发点，最后也得落实到投资上。

舆论总是批评长期以来中国维持了过高的投资率（通常被夸大了），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消费量同时也一直在高速增长。近几十年来大型经济体中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正是中国，高投资带来了高消费。2004-2011年，是典型的高投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消费高增长时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接近18%。

再看最近几年来，经济持续下滑，投资增速放缓，那么消费量上去了吗？“消费拉动”变成现实了吗？没有！2011年以后经济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一路下滑，2015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已经跌至10.4%，其中有17个省的增速跌至个位数。

可见，实践中投资增速下降的结果，不是消费增速上升，而是消费增速放缓。道理很简单，投资减少了，产出就减少了，可供消费的自然就少了。

至于“创新”，当然也是好事情，不过，真正的创新不是空泛的，是实实在在的，是需要物质载体的，即使“互联网+”也要落实到大量硬件与平台上。创新落到实处，意味着采用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就需要新的设备，而新的设备则需要新的投资。可见，没有投资，创新就无法落实。从目前正奋力追赶欧美的芯片、飞机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到量子通信、特高压输电、煤化工等中国独自掌握的技术，再到高铁、5G通信、四代核电等中国领先世界同行的技术，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这些关键性创新从研发到大规模投产有哪一项能离得了投资呢？

投资带来经济增长，投资带来消费增长，投资带来产业升级。稳定增长、产业升级优化、消费扩大、保持投资，这几个环节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相互脱离甚至对立的。

政府作用不容低估

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靠的是中国人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这几个层面或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实现“十三五”的目标，也不能脱离这一机制。

中国的实践早已证明，政府有为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2014年5月26日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光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要探讨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再继续在“政府要不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这类空泛笼统的教条上面纠缠，而应该侧重于“政府如何具体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不论中央还是部委还是地方——在“有为”方面的经验实在是太多太广了，需要尽快梳理总结。

遗憾的是，目前有些舆论并没有认真严肃地梳理总结，反而以片面的观点渲染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是一例。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有两个抓手尤其突出，第一个是招商引资，第二个是城市经营，近年来，这两者尤其是后者遭到了密集攻击。城市经营离不开地方债务平台，本来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合在一起，尚不足GDP的40%（2013年审计报告为36.74%），这是极其良性的，但媒体却罔顾事实渲染、夸大“地方债务危机”，有的媒体与专家甚至公然造谣来“制造”地方债务危机。还有的专家学者（如耶鲁教授陈志武），一面说中国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发展经济，一面同时又说美国政府债务高昂是好事情，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需要借债推动，令人诧异。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本来就不严重，正确的态度是尽可能促进其良性运转，若草率地予以压制甚至一刀切，反而会引发实质性风险。财政部此前于2014年10月出台43号文件，对地方债务扩运转以压制，很难说其中没有舆论的影响。但是进入2015年后，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又于5月出台（2015年）40号文件进行了松绑。

再以重庆为例，从产业规划、功能区规划、城市经营、扩大内陆开放到生态建设、民生保障，这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重庆政府的“主动有为”。这其中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功不可没。中国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体，重庆这样一个直辖市，三千多万人口，在中国各省市区中属于下游，可放到欧洲就顶得上一个较大的国家。企业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地方政府也同样需要。中国经验与重庆经验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非但不与市场经济相冲突，反而具有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结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来高速高质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卓有成效的。相对于中国实践的巨大规模与成效，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梳理与总结”，迟迟没有全面、深入地展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经验还未及梳理总结，就已经面临着被曲解、被诋毁、被抛弃的危险了。

虽然“中国速度”受到部分人的片面质疑，但好在中央并没有为这些舆论所动摇，而是为“十三五”坚定地确立了6.5%的增速底线。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一规划依然傲视群雄，如能顺利完成，将为“第二个百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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