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耘】

清德既衰，士人横议。康南海以旧学出新义，因客帝保孔教，一时天下耸动。而学术新新不已，政教激荡陵夷，其人其学，身后寂寞久矣。不期于清鼎革后百年，势迁运转，时贤佳构迭出，以康子为先知大哲，而非仅近代史上一过时人物也。

迄今为止，康有为研究无非三种方式。一是老派的近代史研究。此派之长，在考订史料，编撰文献。康有为一度身陷晚清政局漩涡，后周游列国，辙迹遍天下。交游广泛、著述繁多而又好矫辞自饰。故收集、考辩、核实有关史料，极费周章，非精勤老成工夫不办。姜义华、朱维铮、茅海建诸公，用力甚勤，贡献甚巨，是史家康有为研究之典范[1]。此派之长处即其短处，考叙有余，自然诠释不足。盖解释必逾越史料，史家谨慎，议论有限，无可厚非。

康有为肖像

另一路为思想史研究。思想史虽亦为大史学之一科，然而其旨趣不在史料，而在理解人物或时代之观念。而理解观念、阐释观念，必据观念。思想史之观念每有二层，表层为所研究之观念，底层则为据以研究此观念之观念系统。思想史研究中较素朴者，多自以为能够纯粹客观地叙述传主之思想，而对据以解释之观念，则少自觉。然而亦因此能尽量避免主观意见。老派的、思想史个案进路的康有为研究，李泽厚、萧公权等先生贡献良多[2]。

与此相应，哲学史进路中康有为亦列为专章，如冯友兰先生之有关著述[3]。唯冯先生以哲学家治哲学史，故怀整体之史观，于深层观念，不无自觉。其撰述意图，亦非纯粹“历史”之客观，而是体现于历史之“逻辑”之客观耳。此等研究固有卓见，唯在此系统史观中，康氏无非已消逝的哲学史环节之一。而中国“哲学史”之难，恰在于近代以来之中国思想，并非传统中国“哲学”之合乎“逻辑”的推演，故冯契先生不名之为“逻辑发展”，而名之曰“革命进程”，以古今中西问题为近代哲学之主轴。此真大见地也。然而此“革命”既为“进程”，则无非又是“从…到…”之演进。故康氏仍为一环节，处“进化论”阶段，贡献止于“初步探索”[4]而已。此哲学史之整体观与思想史之个案差别所在。两者亦有相通处，皆以康氏为对象、为过往、为仅供借鉴之历史“初步”而已。

本世纪以来，康有为研究虽有不同方向之推进，而大体皆重视康氏之“旧学”，而非徒取其“新义”。上世纪研究偏爱康氏之激进，本世纪研究则重视其保守。后见易明，所谓数千年大变局，今日似已波澜不惊，而首当其冲之世，四顾皆有生路，四顾亦皆是绝路。或生路毕竟走绝，或路路走绝乃现生路。其左右彷徨之郁苦、东西隳突之躁厉，非后世所能想见。王纲解纽，祸福相缠，夷夏易位，天崩地解，其纠结纷乱远超以往末世。如不能于此处体贴、深入，随其行止，共其悲欣，其研究即难免隔膜、轻巧。故体会康氏情境愈切，则理会康氏思想愈真。本世纪之康有为研究有所推进，皆缘于此。

汲取旧派思想史个案研究之长处，而又以整体史观为本者，有汪晖及张广生之研究[5]。汪晖以“现代中国”或“中国现代”为研究之轴，以政治史、社会史中所嵌之“思想史”为进路，不复仅据观念研究观念，亦不复将“中国现代”之上限定于晚清。张广生则重视今文经学传统中的康有为对晚清实际政治局面的应对。汪及张对康有为身处之错综诡谲情境皆有更为深入清醒的认识。汪之历史叙述远较一般思想史学为复杂；其理论解释，亦远较一般近代史学为精致，是其兼综两派所长处。而其骨架，则无非“天理”、“公理”之变，盖仍以思想史概观为本，无非将议论之简易，化为叙述之繁复矣。这是第二路研究近期之变化，亦思想史学一时之盛也。

康有为研究之第三条道路，以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的有关著作为代表，可谓横空出世[6]。此种研究虽亦以思想史研究之面目出现，但既不将康氏对象化，更非视其为过往，而是将康尊为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先知”式人物（唐），或儒家传统应对中华政教文明现代总危机的终结式人物（曾、干）。先知式人物也就是终结式人物，因为他们都超越了时间。“先知”与“初步”属于两种时间性。“现在”包含了、超越了初步，而先知则既包含“现在”也包含“将来”。没有一个时刻可以超越先知，先知则超越了任何时刻。“初步”是被后人扬弃的，而“先知”始终是支配性的。

如果说通常的思想史阅读是“对象化”的，那么这种阅读则属于“基源化”或曰“资源化”的。在这种阅读态度中，康有为在思想史的写作时刻非但仍然在场，而且比思想史写作者的同时代人更有支配力。因此，这第三条道路体现了思想史研究从单纯的“对象式”到“基源式”的转折。这种转折在其它的精神形态史门类（例如哲学史、经学史等等一切不被现代科学知识增长法则所支配的精神形态）中虽一再发生，但在康有为研究中并无先例可循，故仍能算作突破。当然，曾唐干只代表基源化阅读之一派，盖用其为资源未必即尊其为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