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对待大陆崛起的事情上，是倒过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距离越近的，适应越慢。欧洲适应的最快。美国人早就证实了，虽然他把我们当敌人。但是当敌人也是它认识到我们强大才把我们当敌人，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然后最近亚投行来投奔或者说来投机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想保持他们世界老二的地位。要保持这个地位就得认准老大是谁。所以他这个老鼠跳船的选择是对的。一叶知秋，老大帝国的选择可以看出这个态势。但是很有意思，偏偏是在亚洲，接受不了。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上也接受不了，这个最不接受的是港台，其次是日本。越和我们近的，越不接受。

首先是感情上没有转过来。理智上，大陆崛起也非常难解释。刚刚那句话说错了，最不接受的是我们大陆的某些人。他们觉得这么多年，不崩溃也就算了。你非但不死，反而让我们的宗主国都来投奔你，这个太说不过去了。钱永祥先生，包括大陆的某些新儒家，就是想拿儒家来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以及指导社会伦理和文化基础的建构。我觉得这个是积极的态度。但儒家朋友忘了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中国的崛起？

按照这些知识分子来看，不管自由派、新儒家，还是新左派。这个60年或者30年，一直是有问题的，有的儒家大概认为从辛亥革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一直走在邪路上。那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为什么今天可以从容回顾自己的传统，从容地把儒家作为选项提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重新提出正当性这个问题？

正当性是在行动中建立起来的，论述都是对它的追认。中国的崛起靠的到底是儒家、自由民主还是中国革命及其遗产？我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崛起都有儒家因素，这是我跟一般的左翼不一样的地方。但有的左翼也会这么看，特别是国外的左翼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跟苏联很大的差别就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非常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中国革命一贯反儒家，他的行动跟他的理论描述之间有一个冲突。儒家朋友仅仅把中共理论话语当成其行动根据的话，很难解释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特别是有些国家最保守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没有能力把中国的革命跟第三国际、跟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别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意识到，中共在他的行动中而不是话语中体现出来的这些传统的儒家因素。

另外一点，中国崛起当然有其理由和正当性。但任何用外在东西做正当性准则的，都不是真正的正当性论述，依靠这种外在的方式是建立不起来正当性论述的。对于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来说，他要做的是把共同体自我构建的历史活动升华为真正的理论自觉，而不仅仅是作为自我构建一部分的意识形态，这才是真正的正当性论述。所以不管是革命阶段还是崛起阶段，儒家要愿意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个正当性论述，是要在中国崛起自己的经验中接引他，给他一个理论解释。

这个接引不是外在的论述层面。比如，如果我们用某些儒家的决绝态度来谈新文化运动，你一直走错路，不听我的话，现在突然你这么强大，所以你现在需要我了，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就是没有我你已经很成功了，你要进一步成功，你就需要我了。这个逻辑怎么听都有点荒唐。儒家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不是全部儒家）抱着贪天功抢桃子的心理，准备引导中国崛起，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现在我特别担心儒家复兴走到第三阶段，被冲昏头脑。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非常美丽但是激进的诉求只能把儒家耽误掉。我希望这个政治的阶段赶紧过去，回到第二次学院阶段上，先好好地为往圣继绝学，先别着急为生民立命。儒学传统实际上非常丰富，而现在的所谓儒家只是把这个传统当兵器库用的。现在一些儒学知识分子非常像八十年代以来搞西学的知识分子。先这个热一阵，然后觉得不行了，啪，抛掉，再找下一个，再用全身心的热情投入过去。海德格尔热了一阵子，现在渐渐歇了，不能引导思想界了。然后施特劳斯派热了十年，现在也渐渐歇了。儒家现在大有和整个理学传统割断关系的趋势，不管是推进儒家也好，还是公共领域思想讨论也好，这种方式都没帮助。这种态度我们叫始乱终弃。

理学和经学，我是等量齐观的。理学和经学都有了不起的地方。但是理学和经学的伟大传统都需要梳理和消化，这是需要好几代人努力的。要思索脉络、纠结和困难在哪里？不是依据任何一个小的学术成果，或者根本谈不上学术成果的微薄读书感悟，就提出一个极严重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保守主义复兴进入到儒家对儒家也有所误导，儒家的极右翼出现了非常激进的一面。这是让我非常不安的。前面这些问题最根本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应该怎么解释中国崛起。这个东西没有做，后面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回到港台新儒家现在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他的出发点未必是港台“新儒家”，很可能出发点就是香港和台湾。港台新儒家有两面，有他的“儒家性”也有他的“港台性”。它对大陆崛起的不安出自“港台性”，用儒家的或其他什么家的语言表现出来而已，但这不是“儒家性”。我觉得要解决问题的是他们，港台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中，怎么放下历史造成的怨恨？如果到现在还不觉得港台自己危机重重，并且这个危机之难以走出，与他们对大陆的历史猜忌妨碍了产生更大的思考格局有极大关系，那么港台思想界恐怕就是毫无希望的。

大陆上的所谓儒家，如果对中国革命和崛起始终无法摆正态度，那么也进入不了新的思考格局。他们就会和他们叽叽喳喳反对的港台新儒家一样，也是毫无希望的。差别仅仅在于港台新儒家还出了一些原创的大书，而所谓大陆新儒家只有口号、古装、拜鬼、民间书院、媒体言论和通俗读物而已。大陆新儒家目前出了一点新气象，但还没有任何一部堪同牟徐唐的贡献相比的著作。杀伐气重，求变心切，抱着改造世界而非求道的心态读书，这根本不是儒家应有的心态，而象极了儒家最恨的新青年——你们以为喜欢穿古装的就不是新青年了？这是儒学复兴的最大障碍。这点，希望大陆对儒家保有严肃兴趣的年轻人，引以为戒。

陈赟：丁耘的问题是对大陆崛起怎么解释，但重点可能不是在解释大陆的成功，而是从当下中国的危机出发来展望儒家的未来，从未来的角度讲儒家的重要性。儒学能不能为现代人提供一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