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思杰】

上世纪90年代以降，近20年间，国内的技术移民，如过江之鲫来到新大陆。泊岸之后，大多数技术移民，用生活经历领教了一句良言，“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移民路上，我看到了另一个西方社会

时光流逝，移民生活如潮起汐落，那些能重回本专业领域，一展平生所学，或徐图稻粱之谋的，已是幸运一族。

对于许多不太走运的移民来说，不再能够吃上技术饭，或者，不再能够坐进明亮的办公室，如何生存和养家，立即成为严峻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组移民风景：深入工厂到机器流水线上弄饼干压模具的，到赌场发牌到农场择菜的，半夜潜到各家餐馆杀蟑螂抓耗子的，或者，自闯天地开杂货店电脑店理发店的，又有中年返校当读书儿郎企图重新调整再出发……许多移民，不得不为基本的生活而转战。

移友们，喜欢回首移民路。

一个技术移民朋友，谈及移民得失时说，在他看来，到加拿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儿子不用“拼爹”了：“儿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是相对的，他强调。

而他自己，也可以“藉此逃掉负疚感”。儿子将来，“不必埋怨父亲没用，埋怨父亲手里没有一份权势或者成为一方土豪。”“这样，也让一份可贵的亲情，保持了它的纯洁性，避免被社会环境污染。”

但一番移民生活，弱化了他过去的慷慨激扬。

作为男人，他有养家糊口的使命感。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他曾经西去阿尔伯特省寻工。为节省一点旅馆费，坐在埃德蒙顿的街头，在满天星斗下，思绪杂乱，吸了一晚上的烟。

上面这个移友年轻些，还有心劲，去闯出一条未来之路来。而年龄相对较大的老高，却只想防守在已有的生活线上。

老高，总是给人感觉他在努力挺直腰板，让人觉得他还手脚伶俐。但脚下，屡屡穿着沉重的劳保鞋（劳保鞋有铁片镶嵌，那是在工厂做工必须自备的），还是让他显得有些拖沓，毕竟已过六十岁的年纪。

他曾是国内一家大型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这说起来令他自豪。我们都替他可惜，说他错失了国内房地产经济的Gold Rush——淘金潮。黄金年代啊，那是最好的时代，实在可遇不可求。

老高却洒脱地说，设计院的事，是十多年前的陈事了。“不提当年。我要面对的是当下。在加拿大工作才十多年，过去退休金积累的不多，政府给的退休金补助就会相应减少，这是关键。”

只好在工厂“活到老，干到老了”！ 他摊开粗糙的手，无奈地说着。听着这种耳熟能祥的旧话，我们都笑起来，一边想着如何说一点祝福他的话，让他感觉热乎些。

我在一家眼镜厂的流水线上干过labor 。那个工厂，有七八个中国工友，包括清华毕业的，大家做着性质类似的工作。

在机器流水线上，我使尽全力提取和放置制作眼镜的铁胚，还被印巴工头叫嚷“快点，快点”。而那时那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力气殆尽。（这么说，并非矫情）

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每两小时，有15分钟休息时间。喝口水，填点肚子什么的，但我们又不能在车间干这些。所以，大家非常“警惕”，一到休息时间，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快速赶到吃东西喝水的地方，路上需要三分钟；热一下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找位置坐下立即吃东西喝水，还没有等到消化的感觉上来，又得连忙赶回流水线。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的中国工友们，大家习惯了倒计时。还有三小时下班了，还有两小时，还有一小时……

什么叫度日如年，就是这种现场的倒计时。

为了一份温饱，我们成了工作机器，精疲力尽还不敢放弃。在加拿大的许多工厂，实际上许多移民成了现代工作制的奴隶，被现代化流水线绑架着。

那时，我经常想到上海杨浦区纱厂的“包身工”， 夏衍描述的三十年代工场。

我至今记得，一年夏天，在一家纸盒厂，一个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的研究生——她是努力奋斗的中国布依族女孩——对我说准备参加一个护士学校的入学考试，却因为在流水线送料时，中指没有及时收回，而被机器无情地碾断……

我经常想，在工厂里，我看到了加拿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阶层，不幸他们大都是移民。

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工时保障、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也不容乐观；繁忙的流水线，容不得人身和心灵的自由；文化背景观念身份异样纷呈，人际关系也缺乏西方文明所谓的尊重和尊严……过着最低微的人生，一不小心，还会失去安全和健康……

我想，那里存在着另一个加拿大社会，主流社会永远看不到。

我们的技术移民，因为加国市场的容量有限，或者，因为年龄，因为技术断层，因为运气，因为语言……许多人行走在职场和人生的边缘，生活产生很大变动，人生道路也由此变得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