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

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22）。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FMS）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

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亨利·福特（1863—1947）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23）。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guardian），则天下就大乱了（24）。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25）。

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

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26），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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