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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王义桅: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关键字: 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制造业中国制造中国高铁北京共识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名义下,中国先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接着认为应该推进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体制变革,再次出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的制度安排于是迅速展开。中国也因此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积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吸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
“改革开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轨道一直进行下去吗?在有效运行三十年后,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很多层面同样出现之前有过的类似疲劳,其效用也几乎用尽。
根本的约束条件再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并对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便车”产生警惕,不仅不再如以往那样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而制造如TTP、TTIP那样的新“轨”,意图将中国排斥在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而在内部,人力、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已发挥殆尽,不推进全面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将有可能陷入停滞。
中国已再次进入要推进思想突破,以此带动制度变革的新临界点!然而,今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憧憬中国的前行方向时,普遍却陷在以下三种思想迷障里走不出来:
第一种主张,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其典型话语,是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推进“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要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体制上,都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它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其实又是近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一种表现,而在当下却已蜕化为开放教条主义。
第二种主张,是回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套现今被贴上“毛左”标签的思想观念,强烈认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态,而改革开放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所剥夺的乃是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完全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
第三种主张,是觉得无论全盘西化,还是回到“毛时代”,都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历史和文明传统,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国过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典中国文明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最好的途径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应该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这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三种典型观念表达,其他类型的主张,还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评述。为何说它们已成为中国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这三种思想,不是在历史中失灵过,就是在现实中失灵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为什么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下转向改革开放,还不是因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那时效用已基本用尽、无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种“回到毛时代”的主张,对“毛时代”的美化,可能连毛主席本人也不会赞同,一时代有一时代能做的事情,那时代能做的,换个时代可能就无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国更老的传统,也曾在回应现代西方世界时,有过惨痛的失败经历,凭什么说换个时间,现在就能带中国人走出五彩斑斓?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或向历史的常规时代回归时,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今天中国又可以恢复朝贡体系了,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唐宋明清,回头路是走不了的。
至于第一种,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知识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认为它们已无力应对当下西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难题。“普世价值”、“多元文化”、“福利社会”等等在原产地都已病厄缠身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凭什么说搬到中国来,就能把中国的问题都解决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都有其人口规模和具体生活场景的限制。能够解决一万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决十万人的问题。规模越大的国家,复杂程度越高,对知识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卢梭写《社会契约论》,当时所想的不过是瑞士这样的小国家的治理。托克维尔也指出,大国会有理想担当,而小国多很安逸无争,心理状态和所需要的内部组织,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找药方?是因为所有这些知识思想体系,都没有遇到过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从古到今,有过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全民社会保障吗?近代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识体系,顶多也就处理过3亿人口规模国家(即美国)的问题,然而就在这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临衰退、不够用。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同样有这个问题。
中国今天遇到的挑战,从复杂程度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过去的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所致力解决的只是过去出现过的问题与挑战,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天命》作者:程亚文教授
《天命》作者:王义桅教授
“世上没有救世主”。当21世纪的大幕掀开、中国再次迎来复兴势头时,如果中国人的思想,还一味停留在过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国是不可能为自身、也为世界开拓出新的文明格局的。
中国当下的思想突破,所需要的乃是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的“创作眼光”,无论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的新传统或西方的思想知识体系,都是创造中国新文明的有用资源。从这个角度说,反西方没有意义,反中国自己传统没有意义,反建国前三十年的经历也没有意义,它们都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作为文明创新的资源。
中国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最高处,俯瞰人类曾经有过的一切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从中撷华取英,融会贯通,并开陈出新。也就是说,有待中国开拓的,乃是既有别于中国传统,也有别于西方,但又包含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经验的一种新文明。
仅仅着眼于为中国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面展开思想突破与制度创新,已经不够了,当代中国要有新胸怀,要把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天太平,为中国和世界的长久福祉,作为新一轮思想突破的目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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