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鸿斌】

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朗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对话时扬言：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日本将向台湾提供某种援助。这是日本高层再次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

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朗/资料图来自社交媒体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拥有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此前日本曾长期以中国为师，学习和借鉴中国，尤以唐朝时期为盛。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综合实力明显超越中国，由此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1874年侵略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击败北洋水师，迫使清政府签署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20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后走上战败的不归路。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2年，日本历届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政策，在邦交正常化前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官方联系渠道。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如此重要的邻国没有任何联系，显然是极为不正常的，因此对华关系成为历届日本政府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的100多年，用日本自己的表述是，“日中问题”就是“国内问题”。对华政策具有如此非同寻常地位的国家，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症结就在于台湾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无法走出强烈的“台湾情结”怪圈，这无疑影响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

战后以来，日本政坛上始终存在两大派别。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亲台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民意的支持下，“亲华派”取得了主导权。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日本开始对华提供日元贷款。1992年时任首相的宫泽喜一力排众议，支持明仁天皇夫妇访华，由此使双边关系达到顶点。但在此后，中日关系开始一路下滑，“亲台派”重新占据上风。

如今日本政坛的“亲华派”明显式微，甚至被右翼势力抹黑为“媚华派”、实施所谓对华“舔跪外交”。“亲台派”则大行其道，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有两个数据足以说明这一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国会成立了超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其成员多达400人，占国会议员的半数以上；而如今其成员已锐减至当时的1/10以下，活动也越来越少，存在感明显降低。

而同样在邦交正常化后组建的“日华（台）议员恳谈会”，其成员则从当初的152人增至2019年的287人，其活动日益频繁，对政局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日本亲台派势力猖獗到什么程度呢？从1972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访华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便可见一斑。

由于与中国建交势必要与台当局“断交”，所以当时的田中内阁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田中和大平都为此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准备。当时田中角荣的独生女田中真纪子已开始从政，如果让她同行，就有望见到毛泽东主席，这是其他政客都不可能具有的宝贵政治资源。但由于担心父女同遭不测，所以田中角荣只能忍痛割爱，让爱女留在日本。

而大平正芳在前往中国的当天，为免遭意外，不得不在出发前先开出一辆同样车型、同样颜色的轿车，以吸引刺客注意力，然后才悄悄出门前往机场与田中会合。那些日子，警视厅在田中和大平住所前都增派警力，加强防范，以确保无虞。这并非多此一举，因为此前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就在一次演讲中遭右翼分子行刺身亡。

大平正芳作为外相，1972年陪同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9年，大平在担任首相期间，推动日本政府对华实施日元贷款，这笔贷款对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中日关系史上，大平正芳先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平先生此后因病在任内猝然去世，邓小平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我们非常怀念大平先生。”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大平荣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迎接到访的田中角荣首相一行。图自中国网

但即便如此，在1964年首次出任外相期间访问台湾之际，大平也曾表示：“支持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这并非大平本人具有浓厚的亲台色彩，而是其时的日本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对此，我们难以苛责他。大平正芳尚且如此，其他政客的对台立场就不言而喻了。

战后日本政坛头号“亲台”政客就是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他上任三个月就访问台湾，是战后首位访台的在职首相。他与蒋介石建立了“日华（台）协力委员会”，将流亡到日本的反蒋分子遣返台湾地区。蒋介石去世后，岸信介又推动在日本成立“蒋介石遗德显彰会”，在全国各地为蒋树碑立传，是日本“亲台派”的总代表。

而安倍的叔外公佐藤荣作同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亲台政客，为了保留台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竭尽全力。1972年因顽固推行反华政策而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田中角荣顺应时势，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